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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長的陳蜚君和另一權要王樹春，在取得了這兩個人的默許後，正式呈狀，申訴於無錫法院，後直上訴到南京法院，唐曄如毫不示弱，立即經過緊張的通融、謀劃，出面與乃兄打起了曠日持久的產業官司。
無錫法院，由於有老將“託孤”重臣唐紀雲出面力證與力爭，判得自對唐曄如有利，而南京法院則不同了，陳蜚君雖是個次長，可他的根子很硬，是汪精衛的小舅子，莫說姐夫汪精衛，就是姐姐陳壁君又誰個敢惹？杜恩平又事不關己，樂得清閒，自是這個“貴戚”代表了實業部介入這場官司。有了這層關係，南京法院自是傾向唐星海的，卻因唐曄如一方“據理力爭”：唐星海已自幼過繼給四房唐若川為子，有繼單為憑，且盡人皆知唐星海幼時稱保謙公為“伯”，故無權繼承保謙公的遺產；唐曄如的繼承產業與任職是經過實業部授權的，不能任意更改，故而一拖再拖。
正在相持不下時，介入了一種意外的動因，使這場官司迅速向有利於唐星海的方面轉化。
狡猾、陰險的日本大康紗廠經理大和藤六丟擲了他蓄謀炮製的“備忘錄”，要慶豐“償還”他在慶豐的“復舊費”，竟累計為一百一十二萬餘日幣，合當時的中儲券六百二十三萬餘元。偌大的數目嚇壞了諸多董事，一齊推給了唐曄如，可他又哪兒來的償還能力？於是，由俱生怨，各自揣起了心腹事，也更是思想起唐星海：他可是有多大難題都是鐵肩擔重任，從不轉嫁董事們的！也正是利用這一契機，唐星海直接回到慶豐並要求召開董事會。在會上他理直氣壯地提出：多年來慶豐都是自己的事由董事會解決，事無大小，皆從此例，這是老一輩立下的鐵傳統，可為什麼像接回慶豐這樣的大事竟然不經董事會研究，幾個人就擅自成立了一個什麼“慶豐廠管理委員會”去接回廠子？這難道不是違反了傳統慣例？這個所謂的“委員會”不合法，也代表不了慶豐的全體董事，是對董事會的褻讀；傳統以來，都是董事會才有權推舉經理，再委託經理任命廠長，否則，這經理與廠長的產生與任命是無效的，憑什麼要由實業部指定？言之成理，鑿鑿有據，唐曄如已無力招架，何況此刻又被日商擾得六神無主，支援他的董事們又袖起了手來？只好知難而退，交出了大權，並拉走了唐松源，叔兄弟倆在上海另創了個源豐毛紡廠與肇新紗廠，辦得倒也不錯，也自此，兩兄弟不但在財產上徹底分家，而且經營道路上也分道揚鑣，且較起了勁。唐家的子侄各有彼此，手足乃至一族之內的紛爭似不足訓，然而競爭的形成，對企業也有它好的一面。在“慶豐家庭爭奪戰”中，兩兄弟互不相讓，以至不惜投效外人找官府為靠山，則更不足以為訓。
保住三十三家工廠
一九二七年的美棉筋斗，是社會政治氣候掀起風波給唐星海最重的挫折，其後雖再無此等慘痛，卻也是關隘重重，風浪疊疊。
老父去世後，唐星海寄在上海的印花裝置便到了啟動的時候了，在漢口建築第三工場的打算也可得以實施了，他甚至還想到蘇州、上海再辦新廠。可企業越大，範圍越廣，越要求你必須有足夠的競爭手段與強大的競爭能力，增加新品種，提高產品質量與企業信譽都不可稍有疏忽。因此，他未雨綢繆，決定先出國去徹底考察一回，於是便於一九三七年六月底，由上海乘船啟程，赴英國的曼徹斯特，參觀考察了那裡可稱得起當時世界最先進的紡織裝置與附屬設施，再轉而去法國、瑞士。可在他踏上法國國土之前，便得到了一個很壞的訊息：八月十三日日寇藉口中國守軍於虹橋機場擊斃兩名日本官兵，向上海發動了猛攻。
唐星海牢記父訓：不問政治不做官。可他不能不關心，甚至得十分重視時局的變化，因為大的政治動亂，特別是戰爭，直接關係著企業的存亡，所以，他一離開上海便很注意用隨身攜帶的收音機收聽新聞，雖說到了國外，由於他精通英語，而外臺的報導絕不會遲於本國的電臺，因而，儘管他身居異邦仍可隨時得知國內戰況。一聽到上海已發生了激戰，當即意識到了無錫難保，所以無論是在法國，還是在瑞士都是邊參觀邊作應召回國的準備，果然，很快就接到了催他歸國的電報。
日寇眼看就要逼近城下，無錫危在旦夕。留下作日本治下的企業，被譏為漢奸，哪個董事也絕不肯的；可是放棄了慶豐，這多年的積蓄與心血，又哪個也不會甘心。可“事急矣”！何所適從？群龍無首，唯有團團轉，這就更顯出了唐星海的重要，便急電追回了經理。
唐星海的參觀中途而斷，急如星火地趕回無錫，從接到電報起，他內心就連呼“糟糕”！這一巨大的戰爭風浪不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