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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雖經拆運與炸燬丟棄大部，卻仍有約三分之一的殘存部分，日商大康公司本欲誘迫唐星海上鉤，寫信約唐星海“合辦營動”，唐星海不肯上當，工人又“磨洋工”，日商見無利可圖，索性將慶豐交給了汪偽政權，才掀起前面所說的兄弟訴訟。
待慶豐又回到唐星海手中，只幾個月的時間，就扭虧為盈，得以兩“豐”並進，唐星海又激起了雄心，開始拓展：一九四三年末，與人合夥辦了家“源豐機器廠”，一九四四年三月，與建安實業公司在常熟共辦“家庭紡織工業社”；一九四四年七月，也是與建安實業公司合辦了“永豐紡織工業社”。
可是，他的觸角尚未得很好的舒展，更大的社會風波席捲而來：先是日寇軍管了上海租界內的紡織業，保豐自在其中，不久，由於戰線太長，日寇的武器彈藥無法補充，就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以“全力支援戰爭”的口號，強迫，乃至近於強搶銅鐵，仍是不及，就索性強令工廠將正在執行的機器搗毀（時謂“拷”掉），特別是紡紗印染機器，他們先以日商的六廠七廠做個樣子，接著便強加在了中國紡織業的頭上了。當時日商紗錠大約與華商的總紗錠相當，“拷”起來，日商無所謂，可以回國再生，可華商卻只有死路一條！
嚴令傳來，華商們如聞驚雷，整個上海，乃至江蘇全境與浙江、安徽的紡織廠家急如乞命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