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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多數董事都已來了，難道還不能開會？”
唐星海當即直斥回去，說：
“我們幾個沒到，就是不能開會！”
是呀，當初發起創辦企業是保謙公與城三公兩親家，借的是南溟老前輩的威名，這對所有董事來說都應該是耳熟能詳的。如今三公俱故，尚有其指定的繼承人在，星海、漱岑、匯東三人才應該是企業的核心，就算他們再不對，也不可拋開他們來開會呀。有幾個董事已覺得理虧，覺得對不住人了。唐曄如見狀更加惱羞成怒，卻又無力以理取勝，竟動起了粗蠻“刷”地拔出手槍，往桌子上一拍說：
“今天我們就是已經開了會了，你敢拿我怎樣？”
唐星海仍面呈不屑冷冷地質問唐曄如道：
“不必多說，這很明顯，就是你的主意，你不如索性明說，揹著我們開會，到底是想搞什麼名堂！”
兩兄弟已經直接地針鋒相對，唐星海已一步迫至問題中心，這使董事們很尷尬，如果是例會，董事們又順理成章地一步一步心照不宣地配合，提出更換經理，倒也罷了；可如今突然召開“緊急”——為什麼“緊急”？——會議，必有特因，特因是什麼，又為什麼專門揹著三個主要人物，這不是明顯地要“陰謀政變”麼？那又為什麼？說唐經理無能麼？那豈不是鬼扯！說那些沒有實據的傳聞麼？更只能使自己被動。而唐經理積威已久，對這些業已自虛的人更足以震懾，唐曄如的粗莽只是色厲內茬，大傷風雅，因而也大失人心。消、長之際，原本支援唐曄如的也不好開口了，你六叔對同樣的侄子為什麼厚此薄彼，助小的搞陰謀？連最有說話權的唐紀雲也因這個會越來越跡近陰謀而不宜說話了。再加上蔡漱岑也加以質問，一些董事便轉向了唐星海一邊，有的出言表示歉意，有的用行動：起身相讓，倒茶敬菸來表明立場。唐星海見穩住了陣腳，方與薛匯東大馬金刀地坐了下來：仍是大權在握！唐曄如眼見得大勢已去，這次會的目的是決達不到了，氣惱不過，打出了最後一招“殺手銅”：
“難怪老父說你剛愎自用，心胸狹窄！你這人一切只能由著你的性子辦，別人半個不字也不能說，照這樣下去，大家還怎麼合作？算了，從今以後，我絕不參加由你主持的董事會就是！”
說罷，插起手槍，悻悻地拂袖而去。這番話也說得蒼白無力，老父的遺言與不許你們揹著主要董事開會何干？你搞陰謀也要人“心胸寬廣”嗎？也得由著你的性子麼？
這一次，唐星海可以說早已利用薛、蔡兩大支柱駕起了主體建築，再以他的積威做了裝修，鞏固了他的大廈，以壓倒的優勢戰勝了弟弟。只不過因此而形成了公開分裂，兄弟間破了臉皮，又外賊乘虛而入，引起了更大更激烈的閱牆之爭，一九四三年兩兄弟終於對簿公堂法律相見了。
抗戰爆發不久，唐星海即轉移出慶豐一些裝置，並在上海又設“保豐”，沒多久原慶豐被炸，到了一九三八年春末日寇又將慶豐交給日商大康紗廠經營，大康的經理大和藤七無法獨力恢復生產，稍一整理便於一九四三年五月交給了南京汪精衛組織的偽政權的“實業部”。汪偽的實業部當即發出通知，表示要歸產權與原主，要原慶豐紡織漂染公司派代表前去接收。
依常理，唐星海一直是慶豐的經理，是當然的合法代表，理應由他出面接收，可他的弟弟卻又一次得地近之利，再度捷足先登了。而且此番是經過了比較周密的計劃而後動的。他首先串通了多數老董事，六叔紀雲自不消說，叔兄五叔申伯之子松源及華使民等正是他的“老班底兒”，更將姐夫蔡漱岑也拉過來，取得了董事的多數，又下功夫巴結上了汪偽實業部部長袁愈，與其攀上了交情，袁愈也正欲乘此離間唐家，以收控制之效，一口答應為唐曄如幫忙。至此，唐曄如已於公、私兩面獲得了支援，便組織了一個以唐紀雲、蔡漱岑、華俊民、唐松源為主體，又拉上了孫祖蒼、章駿、陳中等頗具實力的股東管理委員會，正式出面接收了慶豐紡織漂染廠。入廠兩個月，便一切基本就緒，卻怕自選經理人員不夠“權威”，唐曄如又活動袁愈，由實業部出面，指定唐曄如為經理，併兼廠長，宣佈解散了原管理委員會。於是，慶豐便落入了唐曄如的掌握之中。
唐星海自不甘心，卻因尚無良好時機，故不動聲色，更做出一副漠不關心的態勢，以待時機。而且堅信時機不久即至。
果然，沒過幾個月，到了當年，即一九四三年的九月汪偽政府“改組”，實業部長換成了杜恩平，袁愈下了臺，唐星海認為時機已到，便透過關係運動了時任實業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