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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確有其事，這是兒子從印花布正最時髦中斷定，必有個大發展的趨勢，大量投產也必確保賺得大錢，咱們何不一為？”
保謙公大不以為然地說：
“未必！未必！依我看還是漂染布牢靠，四時適銷對路，不怕市場中斷，四季長青，老少咸宜，這才是本分。那印花卻花梢得很了！既有個季節性限制，又有那不斷變化的需求，打個快拳還滿好，怎保得長久？夏天過了，就少有人光顧了，待下一年又知人們喜歡上了哪一種花色？積壓起來，可是大有風險的！”
聽了這番話，唐星海只覺得老父越來越趨向了保守，越老越是謹小慎微，大體上已喪失了年輕的雄心壯志。思及此，他幾乎欲脫口反問您當年不是蓄有大志，一心要建一個紡織、印染的全能廠麼？可時逢此刻，他怎好開口？只好盡力平和地試圖說眼地道：
“父親大人，兒子已經一些與專門人員認真做過了市場調查，屆時隨時掌握好資訊，靈活應變：適銷對路時我們就加量印製；已過時的我們就不印。只要不辭辛苦，看準抓牢，是不會有太大風險的。”
儘管語氣與用辭均很委婉，可是在老人聽來仍是不聽父訓，要一意孤行，老人動了肝火，斥責了起來，並搬出了陳年舊事。
原來，在唐星海主持慶豐的第二年，即1927年，由於上海適逢巨大變故，特別是馬日事變、四一二大屠殺，與後來的一些變故，致使水路一度中斷，內地棉花無法運至無錫，沿海一帶的棉花又被日商搶購一空，致使慶豐一度“斷炊”，自當年8月15日起，被迫停產了十五天。這實在對“上臺實行新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