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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一般低，也不適應制度管理，只習於打罵，見上下齊嚴，他卻無從嚴起，便更凶地打罵起工人，致使工人忍無可忍，便發生了一次較大的衝突。經過幾個工人一番精心安排，當有一天那領班步入車間接班時，即被專候多時，蓄勢以待的交班工人王秀娣突出發難，猝不及防地一蒲包將頭面套牢，緊接著埋伏在側的女工們一擁齊上，拳腳並施，暴雨般的打擊，痛得那領班失去了威風，喪了尊嚴，只好一再出聲苦苦哀求，女工們才出了氣，丟下他揚長而去，轉眼已是煙消霧散，蹤影全無！對這件事，唐星海充耳不聞。因為他覺得勸告，改變不了那領班的無理毆打的陋習，而工人們也沒有違反生產規則，且哪兒去找事主？那領班咎由自取，或者可因此而收斂也說不定。他注視著變化，果見那領班收斂得多了，並主動改善起了與工人的關係，很明顯，老闆對他的捱打置之不理，必認為他是理屈，客觀上也使那些打他的工人更仗義，他不自行改善還能適應麼？
廠內的舊勢力好頂，可來自家庭的，卻很使唐星海為難了，特別是來自威嚴的父親。
儘管慶豐的發展十分令人矚目，壯大得甚為可觀，然而保謙公對這個“剛愎自用”又十分不安分、家傳素秉已為洋風所燻的次子，一直持有成見，甚不放心。為此，唐星海在乃父面前也一直十分小心，對父親的一些帶有根本性的見解與舉措，他可改變者力求改變，無可改變者他也只好順應；對一些無關宏旨的，他還順應得很好。比如，他明明知道“雙魚吉慶”迷信得近於荒謬，以他的知識水平豈能也去奉若神明？可是，這是傳統，這是被慶豐的一些老人，特別是老父視做得天獨厚的吉祥，倘若取消，不僅大傷其心，也必大動干戈，引起不可解決的麻煩。而保留下來並無害處，尚對一些人有些精神作用，他就不動聲色地保留了下來，並且認真地按傳統辦事：每當每年大年初五開工開車的時候，便鄭重地把董事們全請到廠裡，一早就齊聚帳房議事。而這種議事，每一遭也必以人事變動為第一議題，議定後，也一如舊制，張榜示眾，紅、白兩榜開列兩側，凡登紅榜者，即可得繼續錄用；名入白榜者，則悉聽尊便，除辭退外，即被開除；紅、白兩榜俱不見名者，是為“提控”——在未定之數，須經個別談話後再決定去留的。一旦議事已畢，便取吉時齊入大廳。大廳裡早已是香案端肅，供品齊備。香菸繚繞，紅燭高燒，洋溢一派端莊而喜慶的氣氛，兩尾鮮活的大鯉魚高供於案上了。待董事們魚貫而入，於鴉雀無聲中，響起當值執事肅穆的贊禮聲，董事們依序一一向案前跪倒，端肅地向雙鯉頂禮膜拜。見到、親與這一切，唐星海雖內心裡甚覺荒唐，幾欲見笑出聲，可仍是用極大的耐力控制著，膜拜得一如他人般認真，似摸似樣，待大禮儀式已罷，再專由預先指定的執事恭恭敬敬地將那雙鯉魚“請”下供桌，恭送去河裡放生。這才開始歡樂的慶宴，吃起了所謂“開車酒”，事雖荒唐，卻也熱鬧，唐星海覺得在大年初五的開工伊始，以此取個吉利，調動一下投入生產的眾心，也無可不可。這點自算不了什麼，唯獨有些關係廠興的大舉措，一旦與老父撞車，可實令唐星海為難。比如擴建第三工場與增設印花工段，就因老父極力反對而告中斷。
企業的擴大與發展，使唐星海更加雄心勃勃，從市場發展的趨向中，他斷定要不了多久，國產印花布勢必走俏，他就於1935年底向英國訂購併運回一批新式印花裝置，準備充實印花能力，幾乎同時，又從日本中田機器廠購進了一百九十二臺自動布機準備增建慶豐紡織漂染廠的第三工場，連地皮也在漢口購買到手了，並專派了三名技術人員去日商辦的紡織廠接受培訓，這些，本來是在他正常的職權範圍之內的，董事們已知，不會干涉，老父已退，更不必操心，可他那對他甚不放心的老父偏要操心，而且在病中也非操這份心不可。
1936年初，保謙公患了病，為了照顧方便與妥善治療，唐星海將其安頓在慶豐上海總公司的特備房間裡，不時地護送去上海大醫院診治，或請醫上門往診，病是老病，不重可也不輕。保謙公自也憂心，可更沒丟下“心病”，不放心次子的隱憂，關注中，自會聽到兒子搞印花、擴建第三工場的訊息，初聞之下，老人家如受雷震：這個剛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小子也太大膽得過格兒了！有關文章這樣記述了父子不可避免的一場交談。保謙公乘這個令他擔心不已的兒子來探望他的時機，使叮問道：
“炳源，聽說你又在動什麼腦筋，要擴建印花？可有此事麼？”
聽口氣是要糟，可是也不能隱瞞，唐星海只好如實地回答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