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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致救命。欲圖大利，無銀行後盾不行，而且經營中幾乎不可避免地會遇到程度不同的危機，小則損失得會大傷元氣，大則可導致破產，甚至要命，沒銀行這個強大後盾也必無以自救。因此這幢樓蓋得可以說極富關係全域性的長遠戰略眼光。可保謙公老矣，老而保守得完全跟不上了時代的發展，只看見、心疼那有形的“一百件紗”，卻根本看不見那無形的巨大作用與實利。可唐星海卻無力反駁，也不敢反駁，那不孝的罪名是極可怕不說，甚至可能因此而丟了繼承權！於是他明知會丟去企業大發展的良機，也不敢硬著頭皮去實施自己宏偉的規劃，只有忍痛地俯首聽命。而老父的教訓仍沒有終止，且搬出了“祖訓”要唐星海“切不可忘”，又說：
“你可以忘了任何東西，就是不能忘了祖訓！咱們家做什麼事都講究個穩重。正是在穩中取勝。才經歷一百多年積下點祖業，你可不能給敗壞掉！”
這位老人對他那樣極為重視的“祖訓”卻總是做實用主義式的理解，他認為什麼重要便強調什麼，以作為自己欲達目的的“權威”依據。當年，他讀書無成，考不上秀才、中不了舉，便棄除“中舉”的主要內容強調“學習一業”；如今因擔心兒子好大喜功不聽話，又強調起了“敗壞家業”。“祖訓”到了他手裡，居然變成了上可應付父親、下可教訓兒子的法寶！
可唐星海不敢反駁，何況老人家的訓斥尚沒完呢。
喘了喘氣，穩了穩心神，老人家臉色益轉鄭重地吩咐說：
“炳源，尚有一點我須提醒於你：咱們是書札傳家，你要切記，兄弟之間也是要講孝涕仁愛的！須知你如今已只剩了個小弟，你可不能光顧自己呀！”
這一點唐星海何嘗不知，又何嘗願意手足隔閡？可兄弟間至今日的不夠和睦，還不是小弟缺乏自知之明，本來乏於現代管理經驗，卻時時欲染指慶豐漂染廠經理一職！倘他真有本事，讓他取而代之倒也罷了，可他那分明是不自量力。老父只是出於偏愛於他罷了。可明知如此，也不敢分辯，只有聽下去。直到老父準他離去，他才低著頭，退了出來。
離開父親的寢室，趕緊又去安排了下請醫生的事，稍一空下手來趕緊將那全套印花裝置運去上海儲存了起來，以免再傳到老父耳中，惹出煩惱。可是，這種煩惱，除非人真個地下有知，保謙公是永遠也不會再有了。儘管唐星海竭盡全力，跑遍了上海的幾大醫院，並自請了不少上海、無錫兩地的名醫，可是人力無法可迴天，保謙公也自覺無望，臨近病情惡化，堅持回無錫，他必須死在這個他們唐氏藉以發達的故居，安安穩穩地葬在祖塋，回無錫嚴家橋家中不久，即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溢然長逝。享年七十（有的材料做七十一歲，系仍按故習以虛齡計算，當時當然要報壽為“七十一”）。
枯枝連弱枝，保謙先生的噩耗極大地震撼了他的老搭檔、老親家，此時早已隱居且自號為“退廬老人”的蔡緘三。在強撐著弔唁了保謙公之後，便一病不起，不到兩年半，便追隨其老友兼親翁於地下了。
保謙公的葬禮是隆重的，然而，留下的隱患也是巨大的。
對於死，保謙公並不怎麼在意，時謂“人生七十古來稀”嘛，七十有一，死則死矣，最在意的卻是兩宗大事，一是慶豐，一是曄如。慶豐是他以二千大洋的些微本錢，費盡心血創起的基業，曄如是他最疼愛的兒子。當自知時日不多時，他先集家人切囑辦好慶豐，並仍是持其一貫不許子侄輩過問政治的主見，不許子侄輩介入當時國人奮起圖強抵制日貨的浪潮中。他說：
“空言抵制，雖力竭聲嘶，亦無稗實際，非創辦國貨以代不可，故爾等定要辦好慶豐，並逐步規拓發展。”
似是“先公後私”，“公”事已了，才囑“私”事，摒開家人，單召五弟申伯、六弟紀雲來榻前叮囑：
“星海剛愎自用，心胸狹窄；曄如年幼經驗不足，非其敵手，我終不放心，我身後，兩弟要多加照顧曄如！”
這無疑是一種“託孤”，不託“長子”，而“託”幼兒，並出於固執的偏見與溺幼能不埋下禍根？由此可見，人過七十，務須慎思，以漢武帝劉徹之明仍不免因“春秋高”而“法令無常”，況乃常人？有了這份“託孤”式的遺囑，便無異將兩個兒子間的裂痕拉成敵對，兩弟又竭力護幼，結果是愈護愈糟！在兩兄弟主哀並與同眾親友送葬時，本於同衷共戚中，互為憐惜，拉近了感情：做哥哥的深憐弟少，不甚更事，自所難免，如今一旦失估，甚覺可憐，終是同胞手足，自己又是唯一的同胞兄長，怎能不感到責任重大？哀父逝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