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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父愛，出於天性與常情，也曾暗下決心：就是小弟再不濟，做哥哥的也得包容！弟弟呢，望著哥哥哀痛欲絕的樣子，思及父愛之殷，大生長兄如父之情，哥哥苦苦奔波，於祖業功不可沒，實較己強出多多，以後自當聆聽其教，竭誠助其振興家業。舍此還有誰最親？可是，一旦得知了老父“託孤”之隱，俱自生了離心，弟弟想：父親明白一世，對哥哥知之甚深，如此重託兩叔，自是看準了哥哥必於日後不容於己，須早為之備。有了這一想法，便愈想哥哥愈是“剛愎自用，心胸狹窄”，愈覺得發發可危，防範自是愈過頭。做哥哥的只覺得委屈，覺得父親沒有真正瞭解自己，弟弟也實是有許多弱點，可經這一“託孤”無異是將他與兩叔、一弟對立了起來，他感到甚受威脅，自然也要採取些相應的自衛措施。如此一來，更令兩叔、一弟認為遺囑“英明”，也對應地採取措施，且甚有過之。如此惡性迴圈起來，很快地兩兄弟間劍拔省張了。
精明的唐星海對此唯有搖頭嘆氣，毫無辦法，也甚為痛心，也就因之重視起他自己子女的教育。
唐星海得溫金美為侶，甚為憐愛，兩情相悅，堪為佳偶，共生了四男三女七個孩子，男孩自是依唐門族譜。取馬旁千字輩：唐驥千、唐駿千、唐驊千、唐騮千，驥、駿、驊、騮，俱為名駒。女兒則不在此例，因而分別為：唐彼霞、唐志明、唐志雲。有了深恐下一輩再如他這一代不虞的教訓，唐星海抓緊著要子女們保持和諧一致的教育，他除了經常將子女們集在身邊，進行手足相親的教育外，還有意讓子女們瞭解他的思想與希望、要求。除了語言說明外，還常常教以事實。比如他常有意地尋求一些有代表性事件，特將有關的工程師或職員找到家裡來商討解決，此時則特今兒子們，有時還約了子侄等站在一旁，要他們認真地聽，以冀收教育與溶合情感之效，可謂用心良苦！
然而，兄弟間的重大隱患已經伏就，時間的更移，只能愈來愈顯，終至爆發。開始時尚只是些意見相左，後在兄弟相對時，漸漸地已無話可話。衝突竟見諸於公開場合，愈來溝壑愈深，隔閡愈大，誤解也愈多。終至爆發為閱牆之戰。最激烈也最典型的是一九四０年與一九四三年的兩度“家業”主權之爭。一九三九年，由於日寇的侵略危害，唐星海又在上海創辦了保豐紡織漂染廠，於當年四月投產。（“保豐”的詳情，後文再敘。）此前，唐曄如就風聞乃兄於轉移“慶豐”資產中公私不分，乘機撈了不少錢，揣進了自己的腰包，引起更大的不滿，有些董事也由於聽了些傳言，又得知了那“託孤”之語，便也對唐星海甚為不滿了起來。處世也真個怕那“心胸狹窄”，自家如是，再去懷疑別人就愈想愈覺得甚得其理，再加上有同感的人互相助長，就勢必認定無疑。唐曄如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六叔的支援下，說動他的堂侄、叔兄、堂兄等人的一致贊助，而急切地發難，欲乘此際更換經理，從乃兄手中奪過主權。於是在一九四０年四月五日，由他與六叔紀雲出頭召集，在上海的保豐廠內開起了“緊急董事會議”。時間定為下午兩點及時開會。到了兩點十分，唐曄如與其支持者俱來到了會場，計有唐曄如、唐紀雲、唐寶昌（唐門本支唐晉齋之子）、唐松源（為曄如叔兄，乃五叔申伯之子）、華俊民（原股東華芝珊之後）、唐瑞千、唐鳳岱、蔡松如（老股東蔡君植之後）等八人。等到兩點半，唐星海等幾個董事未及時到會。唐曄如便有些不耐，一再打電話催促，並不再等齊即做出推舉決議，以蔡松如為會議主席，原本記錄人應為謝友庵，由於謝氏避而末至，臨時改為唐松源。
待至兩點四十分，蔡漱岑（即蔡緘三之子，唐保謙之婿）來到了會場，唐曄如便迫不及待地催促蔡松如宣佈開會。
幾句開場白之後，一涉及正題就出現了沉默。因為在座的董事，除曄如本人與六叔紀雲之外，均對唐星海的能力甚為心折，幾年來又實是功不可沒，而傳聞終是傳聞，究竟有幾分可信？再如蔡漱岑則對這位二舅子的信任尤甚於小舅子，倘叫小舅子主持慶豐與保豐，絕不會這樣興旺，背後裡議得雖響的其他幾個人也是臨會有些心中打鼓：這樣做好麼？
尚未待董事們從困惑中轉來，時鐘敲了三點，唐星海與薛匯東（老董事薛南溟之子）已相偕而入。
有關文章這樣記述了這次會議上的衝突。
唐星海走入會場尚未停步，便出聲責問；
“我們還沒有出席，你們為啥就開上了會？”
是呀，缺了兩個最主要的董事——董事長、經理，這會怎麼能開？又不是定期例會，沒取得這兩個人認同便召集起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