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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位學生，企圖立即行動起來，脫離抗日軍政大學。他們的作法，雖未公開言明，但顯然
是與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相對抗。
這件事使延安大為震動。為了平息這次風潮，朱德、林彪邀我去“抗大”講話。在抗日
軍政大學的操場上，我想全體學生嚴肅的發表演說，指出所有“抗大”的學生，中共黨員，
都不可有違反紀律的行動，但是黨內鬥爭也應當在正軌上進行。每個同志，不管來自那一軍，
都應檢討過去有過的錯誤，也有權利義正詞嚴的拒絕那些不應有的指責。如果問題不能在“抗
大”解決，也不可違反紀律，每個同志都有權將問題向上級黨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共
產國際控訴。
我這次演說，實際平息了“抗大”學生的反抗行動，但把我當作罪犯和人質的毛澤東看
來，我的言詞仍然是富有反抗性的，因而更加採取高壓政策。毛澤東並不遵守諾言、立即釋
放當時已被捕的許世友、王建安等十幾位高階幹部，反又逮捕了更多的人。被捕者總數達到
四十人以上，概交由最高法院院長董必武審訊處理。
原任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當時任紅軍學校副校長的何畏也被捕了。何畏自始即站在反
抗這種鬥爭的立場，為四方面軍的領導辯護。何畏出身工人階級，在紅軍中戰功顯赫，負傷
十一次之多，毛澤東等也輕易奈何他不得。他並未參加這次抗大學生的反抗風潮，但為了許
世友、王建安等人的被捕，表示抗議。他憤慨申言，中共中央和“抗大”都變質了，變成了
類似北洋軍閥的統治。他要向共產國際控訴，否則他就要脫離共產黨，因此何畏被秘密逮捕。
之後，張聞天曾向我解釋，何畏身體殘廢，且有戰功，本應曲予優容，但他心情惡劣，可能
自殺，故暫行看管，並不交法院審訊。我因不願加深黨內危機，對張聞天只有怒目而視，忍
耐著一言不發。
緊接著又發生了一次周恩來遇險的事件。大約是在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日左右，周恩來
坐著一輛卡車，由延安前往西安再轉南京去辦外交。當這輛卡車走出延安約三十里路的地方，
即遇到土匪的襲擊，周恩來和十幾個護衛他的武裝衛士，受了一場虛驚，結果折返延安。這
件事被那些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疑忌多端的梟雄猜測，認為系一嚴重的政治陰謀。他
根據護衛周恩來的衛士、和駐守出事地點及其附近的部隊都屬於原四方面軍這一事實，推斷
周恩來的遇險，可能出自我的指使。
當天晚上，延安宣佈戒嚴，形勢十分緊張，我的住所被重兵監視著。午夜，我從夢中驚
醒，發現護衛我的一班衛士，都沿著我的住所圍牆裡面佈防，我急向衛士班長詢問原委，據
他告訴我，他們看見牆外周圍，都由政治保衛局的保衛連包圍住，他們持槍對著我的這所住
房。而別的地方，好像沒有軍隊行動，因此，班長判定這是對我的謀害。所以，他暗令全班
衛士在圍牆內站崗，以防萬一。他曾命令全班，誓死保衛張主席，任何人若靠近主席的住房，
即可開槍，並準備通知駐在附近的警衛營（原屬四方面軍的）前來救助。
我因問班長為何下達這樣的命令和如此緊張？聽說：他們對於“抗大”的鬥爭，早已非
常憤慨，而且警覺到有人蓄意謀害張主席，自願不顧生命危險，也不事先請示，自己負擔全
部責任，因此下了這個命令。我沿著住房的圍牆內，觀察了一遍，月夜中，看見那個保衛連，
離我的住房，約有四五十米的距離散開，似是持槍休息待命。我當即告訴那位班長，看來這
連人不會有甚麼異動，你們應立即撤防，無論發生甚麼事情，都須依據我的命令列事。相持
到次晨兩點多鐘，保衛連終於撤走了。
第二天早上九時左右，張聞天來訪我，說了一些不相干的話，但也掩飾不住他那滿臉尷
尬的表情。我和他照常周旋，決不提起昨晚發生的事。於是，他的表情似乎稍微平靜些，徑
向我說：“昨晚周恩來同志的遇險，現在已證明是土匪的搔擾，他還說明附近原四方面軍的駐
軍極為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