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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追那些土匪，結果活捉到幾個，土匪的口供，都承認是普通的攔路打劫，並
不知道是周恩來路過。我聽了，滿不在乎，仍是談笑自若，滿天陰霾，就此輕鬆的消散了。”
這類事連續發生，使我痛心已極。我決心搬出延安城，再也不願問黨內的事。我在延安
近郊，遊山玩水，並尋覓適當的住所。結果，在延安北面的山上，找著了一所破廟，其中有
一個石頭的窯洞，可供居住。我督率我的衛士們去修理，不僅使窯洞煥然一新，而且在廟的
左側，還開闢了一個小廣場，不到兩週，我就遷到新居去了。
我覺得中共正在沿著斯大林的軌道前進，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斯大林曾殺害大批的革
命元勳，現在中共也正在逼害四方面軍的有功將領。斯大林曾利用基洛夫被刺身死的事件，
誣陷他的反對者，現在中共也利用周恩來遇險的事件，企圖誣陷我，如果不是那些土匪被四
方面軍活捉了，可能形成冤獄。我以往對這種不顧信義的黨內鬥爭所表示的抗議，都已證明
無效，現在就是再說話，也是無濟於事。共產主義的蹤跡已沓，剩下的只是權術與鬥爭，這
種權術與鬥爭，並已被視為維持毛澤東權力的的天經地義，對紅四方面軍和我，所加的甚麼
“軍閥土匪等類的罪名”都是可笑的汙衊。
毛澤東雖蠻不講理，但計謀也不完全得售，因而轉過笑臉迎人的姿態。在周恩來遇險事
件後，毛澤東輕鬆的向我表示，被批評為軍閥、土匪，實在無關緊要。他說他參加中共以來，
曾三次被開除中央，受過八次嚴重警告，幸好還沒有鬧到反中央的地步，他進而表示，說到
土匪軍閥習氣，連他自己都有一點。他在一九二七——二八年採行燒殺政策的時候，曾下令
過殺死地主全家的命令，其中還有幾歲的小孩哩，這些往事，現在想起來，很感難過，但這
不正是軍閥土匪習氣的表現麼？
毛澤東這些話，顯然是希望我承認所加於我的“土匪軍閥習氣”的批評。我當時對他的
偽善，很感氣憤，向他表示：你是遊擊先進，經歷過燒殺政策的時代，一九三一年，四中全
會後，我到鄂豫皖區去擔任領導的時候，燒殺政策早已過去了，我根本沒有直接下令殺過人；
反對中央雖然有過，這不能與“軍閥土匪習氣”相提並論。而且國民黨正在罵我們是軍閥土
匪，我們如果竟糊里糊塗的自己承認起來，豈不是“不打自招”嗎？
林伯渠當時採持平態度，有一次他邀我共進晚餐，向我表示，中共領袖們各有長處，也
各有缺點，過去所發生的事，也各有是非。現在大家應顧全大局，個人只好委屈一點。他並
宣告這些話不只是對我個人如此說，對毛澤東同志也這樣說。主要用意是要大家體念時艱，
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糾紛。他這些話對我當時抱定委屈求全的主意不無影響。
負責審理四方面軍被捕幹部的董必武，更在事實上緩和了這個鬥爭。他和那些被捕者一
個個親自談話，結果證明何畏、許世友、王建安等反對者，並沒有組織性的行動，他們的背
後也沒有人指使和操縱，只是對於抗日軍政大學的鬥爭方式表示不滿，因此憤而反抗。董乃
將多數同志釋放，少數人判處短期禁閉。最高的處罰沒有超過三個月禁閉。被判禁閉的人，
都是提前釋放，所有被釋放者，仍回到軍政大學繼續學習。
抗日軍政大學的鬥爭，發洩仇恨心理仍在持續，但因掀起過大風波，於是在鬥爭方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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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不得不較為緩和，把重點轉移到原四方面軍的幹部，要他們承認過去反中央的錯誤。這樣，
原四方面軍的少數幹部如傅鍾、王維周等，就轉而批評四方面軍領導者某些過失，其他多數
人則表示願意在整個中央領導下，積極學習。這樣，抗日軍政大學內的反抗氣氛才逐漸消失
下去。
毛澤東張聞天等於是召集反張國燾的鬥爭會議，這個會議當時雖是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
的名義召開，但實際上多數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任弼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