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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受到不應有的打擊和侮辱,而且發生了不應有的事故,這些事情,下文我還要略略說到。
那些鬥爭專家們,一開始就煞費苦心的蒐集關於張國燾“罪證”的資料,他們積極的廣
泛進行,但結果當然不免失望。張聞天、凱豐等向他們的助手示意,最好能夠找到張國燾反
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反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罪證”。當時曾有人質問他們,這些是屬
於中共中央內部的事,可否請張聞天等指示一點經過。這一問可窘住了張聞天,他只得說,
他所要知道的是在這兩個問題上,張國燾私下向同志們說過些甚麼話?最好能找到他親筆寫
的片紙隻字。這種先作結論,再找證據的做法,實在是很不合理的。
他們忙亂了一陣,所找到的所謂證據,多是有利於我,而不利於他們自己。當中還發生
了一些小小的笑話。譬如有一位同志報告說:張某人在西康的時候,接到由陝北用電報發出
的“中共告國民黨人書”,張某曾當著部分同志面前,譏笑這篇文章是套用韓愈祭鱷魚文的老
調,足證張某人反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篇文章是毛澤東自己寫的,毛當場承認確是套用
韓愈,張某人說的話並不錯,懷疑的人倒是不夠程度了。
在這件事搞得一塌糊塗的時候,據說還是毛澤東自己出來收的場。毛澤東曾對他們說,
他自己不只一次向共產國際報告,說張國燾和陝北中央委員一樣,完全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
線,現在如何能夠找些零星材料便把前言翻案呢?毛氏又對他們指出,反對西安事變的和平
解決,這個問題更不就不能拿出來討論,不能公開去說的。於是毛便譏笑那些鬥爭專家,不
要自討苦吃,還是在別的問題上去找鬥爭的“罪證”吧。
張國燾是右傾機會主義,對四方面軍的領導破產,反黨反中央等等,在鬥爭專家們看來,
這些罪名已成定案,而且西路軍的失敗,他們更認為是證據確鑿的證明。於是他們進一步有
企圖在四方面軍的許多幹部中,多找些張國燾領導破產的“罪證”,但他們這些努力,不僅徒
勞無功,反引起復雜的爭辯。這些爭辯顯然不利於毛澤東、張聞天等所把持的中共中央。因
此他們就來個武斷的辦法,肯定張國燾的“罪過”是分裂中共中央,羅織了所謂反黨反中央
的極端“罪狀”。這些“罪狀”據稱是源出張國燾的“土匪主義”和“軍閥主義”。因為“土
匪主義”才會猛烈反對中央;因為“軍閥主義”才會企圖篡竊中央。他們以為用這個簡單的
邏輯就可以掩蓋一切。
張國燾“罪名”要點,既已確定,因此鬥爭的重點,就轉為爭取四方面軍幹部的支援。
鬥爭專家們大聲疾呼,四方面軍的幹部回到中共中央領導之下,檢討過去的錯誤,再不要受
張某人的影響,堅持錯誤下去了。但這個號召並未發生良好效果,因為有很多幹部,主張要
檢討錯誤,應當是全面檢討,而不應該片面檢討。說穿了,就是要檢討毛澤東等所領導的中
央是否也有錯誤。
這樣一來,鬥爭就轉入到最野蠻的階段。羅瑞卿、莫文驊等率領著一群鬥爭打手,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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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三冊
或者個別實行向四方面軍幹部展開鬥爭。他們盛氣凌人的審問被鬥爭的人,問些毫無道理的
問題:諸如“你亂殺過人嗎?”“私自打過土豪嗎?”“強姦過婦女嗎?”“說過甚麼反中央的
話或做過甚麼反中央的 事嗎?”等等。
這樣的鬥爭方式,可說極具侮辱性,與當時國民黨審訊“共匪”毫無差別;曾引起四方
面軍幹部極大反感。被鬥爭者理直氣壯的聲稱,他們是不可冒犯的紅軍戰士,決不願答覆這
一類問題;有些聲言自己身經百戰,受過多次戰傷,早已將生命貢獻於中共,決不承認是“土
匪”,也不能受侮辱。這些嚴重的抗議,並沒有令毛澤東及其爪牙們有所覺悟。終於引起了“抗
大”內部大多數學生們的鼓譟。許世友、王建安等十幾位原四方面軍的高階幹部,領導著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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