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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行。所以他主張徹底剿辦。（見前書頁九五）
袁世凱有何膽量敢如此忤旨抗命，蓋義和團當時已鬧到十一國駐華公使聯合抗議的程度。死掉兩個德國傳教士已弄到膠澳不保，舉國惶惶。一八九九年除夕，又有一個英國傳教士卜克斯（Rev。S。M。Brooks）在山東為拳民所殺，豈不是火上加油？所以袁氏不敢怠慢，乃對義和團全面鎮壓。加以他手握重兵，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最重要的還是他與力主剿匪的華南三督聲氣相通。他不受命，朝廷亦奈何他不得。當然在剿拳行動中，他也給予朝中當權派足夠的面子，說他所剿者均是盜匪冒充的「偽義和團」，非真正愛國反教的「真義和團」也。
在袁的督飭之下，他的部將張勳、曹錕等則日以誅戮為能事。張勳那位在民國初年曾擁溥儀復辟的「辮帥」，即有在一日之內殺掉「黃巾紅兜」的「拳匪」五百餘人而受袁巡撫重賞的紀錄。（見，載《山東義和團案卷》，北京社會科學院編輯，濟南齊魯書社一九八〇年出版，下冊，頁六五九、六六一。）
山東的義和團是被袁世凱趕盡殺絕了。可是拳眾北竄進入直隸，直隸總督裕祿卻慌了手腳。裕祿原與袁氏約好對「拳匪」南北夾擊的。庚子春初他的確也曾命令駐津聶士成的「前軍」出剿，殺掉不少「拳匪」。可是漸漸地他就看出朝中四人幫崛起、太后護團轉趨積極、他的老靠山榮祿已逐漸靠邊站，他的「剿匪」政策也就開始動搖了——由剿辦到縱容，到包庇，最後他就乾脆投靠了。既靠之後，他的總督衙門就變成義和團的招待站。兩位草莽出身的大師兄張德成、曹福田亦嘯聚徒眾三萬人，建起「天下第一罈」，祭起關公、周倉，諸葛孔明；燒香唸咒，表演刀槍不入。裕祿為討好朝廷，竟撥餉銀二十萬兩（其後西太后亦加賞十萬兩），敦請眾師兄率團來津，扶清滅洋。張、曹二酋竟亦由裕祿保薦，掛一品銜，分乘一品高官的「綠呢大轎」，堂哉皇哉的直入節署，與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杯酒交歡，分庭抗禮。裕祿並開啟軍械庫，一任此烏合之眾，自新式器械中自擇所喜。在張、曹二師兄佑護之下，天津市民亦沿街設壇，頭裹黃巾、腰繫紅帶，相率皈依。入夜家家均懸掛紅燈，奉迎仙姑下凡，誅教滅洋。燒教堂、殺教民、搜捕「二毛子」，攻打租界，一時俱來。
裕祿這一轉變乃導致山東拳民大量湧入直隸。東入天津、西據涿州、南佔保定。焚香唸咒、燒教堂殺洋鬼、毀鐵路拔電杆，乃至搞「均糧」、「吃大戶」，亂成一片。山東之團既來，直隸之團亦起。入團群眾除工農兵之外，紳商官吏亦均相率參加——其中尤以十來歲的青少年最為積極。各州各縣、各村各鎮，均紛起組團，設壇練技。義和團小將們更是四處串連，「鬧教」、「打教」了。——這在後來的紅衛兵小將口中叫做「造反」、「鬧革命」！
義和團在保定和涿州蔓延
就在天津地區和保定涿州一帶已鬧成紅旗一片之時，那些住在北京使館區「東交民巷」（義和團後來把它改名為「割雞巷」）之內和天津租界之中的被懸賞捉拿的「洋人」，當然也緊張起來。他們十一國之間的使領僑民和教士當然更是函電交馳。協商會議，調兵遣將，忙成一片。他們既要自保，也想渾水摸魚，則「八國聯軍」也就呼之欲出了。下篇再細論之。
在此混亂期間，身居「相位」的榮祿，雖在開刀養病（據說是足疾，由西醫開刀），當然對太后意旨、朝中空氣，更看得清楚。因此當義和團迅速向保定、涿州一帶蔓延，北京城內的響應者，亦正蠢蠢欲動之時，他也將原在各該地駐防的武衛中軍的主力，以保護鐵路為名，一一調開，以免與拳民衝突。
當時的各路清軍（包括董福祥的「甘軍」），由於歷史性的對立，與職業性的嫉妒，他們與義和團、大刀會等教門都是勢不兩立的。如今防軍主力一撤，團教乃如雨後春筍，一時俱起。少數防軍剩餘部隊反而成為他們追殺的物件了。五月二十四日武衛中軍的一位分統（旅長）楊福同率步騎兵百餘人往淶水縣一帶巡邏，義和團師兄滿立和尚乃率眾千人，設伏圍攻。福同逃避不及，竟被拳眾亂槍刺死，「臟腑皆出」。（見《史事要錄》頁一一〇，引抄本《聞見錄》及《畿南濟變紀略》。）於此亦可見當時拳民猖獗的情況了。
即在楊分統被殺的同時，另支拳民萬餘人則侵入保定。這時「盧漢鐵路」（自盧溝橋至漢口，亦即今日京廣鐵路的北段）正在施工。當地有外籍專家和傳教士暨家屬數十人。義和團一旦串連到此，官方不加阻遏，當地青少年乃群起響應。一時黃巾紅帶滿天飛，秩序大亂。這批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