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明朝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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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上吊的還有太監王承恩。十七年的勵精圖治，最後落得個眾叛親離。思宗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為複雜的一個。正如一位學者所言，在思宗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當然，複雜性格的背後，是複雜的政治形勢。農民起義、後金軍隊的入侵、災荒、大臣之間的黨同伐異，都是讓思宗頭痛的難題。處理這樣的難題，成功或者失誤都屬於正常。孟森先生說：“思宗如果在萬曆以前當國，就不是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當國，那麼必定要亡國！”思宗死的時候，也是這樣自解的。此後，歷史學家對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以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

崇禎皇帝名朱由檢，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年）出生，是光宗皇帝朱常洛的第五子。父親朱常洛是祖父萬曆皇帝的長子，卻一直不受祖父的寵愛，連太子的位置差點都保不住。好不容易在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登上皇位，卻在一個月內就一命嗚呼。朱由檢的長兄朱由校，是歷史上以頑劣著稱的熹宗皇帝。整個天啟年間的後期，熹宗任由魏忠賢專黨擅權，朝政一片黑暗。但是，對於僅存的弟弟朱由檢，熹宗皇帝卻百倍地珍惜。天啟二年（1622年），朱由校封弟弟朱由檢為信王。天啟七年（1627年），沒有兒子的熹宗指定朱由檢為他的皇位繼承人。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去世，隨後朱由檢即位。在當時來說，朱由檢的即位無疑是眾望所歸。但是，信王朱由檢的即位，無疑讓魏忠賢驚恐異常。魏忠賢不知道新上任的皇帝到底將如何對待他，於是給朱由檢送了一些美女，希望新皇帝最好是一個好色之徒。不過，顯然朱由檢不是一個好色之徒，最起碼他知道不能在即位之初就沉湎酒色。在識破魏忠賢以春藥“迷魂香”來誘惑自己的詭計後，朱由檢大發感嘆說：“皇考、皇兄皆為此誤矣！”而且，他靜候時機，暗中地削弱魏忠賢的影響力。一個多月後，朱由檢懲辦了崔呈秀，等於是截斷了魏忠賢的左右手。十月二十二日，離熹宗皇帝之死僅兩月，工部主事陸澄源彈劾魏忠賢，掀起倒魏的高潮。十月二十六日，海鹽縣貢生錢嘉徵上疏攻擊魏忠賢十大罪狀，每條罪名都可以坐魏忠賢的死罪。於是，思宗立即開始行動，召魏忠賢，命令太監當著魏忠賢的面宣讀了錢嘉徵的奏疏。次日，魏忠賢請求引疾辭爵，得到思宗的允許。十一月初一日，朱由檢將魏忠賢貶往中都鳳陽祖陵司香。十一月初六日，在阜城縣（今河北阜城）南關的旅舍中，魏忠賢在旅館中自縊而亡。接著，朱由檢對魏忠賢餘黨進行清算。在崇禎二年定下閹黨逆案之後，朱由檢完全掌握了對龐大的國家政權的掌握。

思宗以一己之力除魏忠賢一事，顯然讓他對於自己的政治才能產生了過高的估計。他在此後十餘年的統治中，他事事獨斷，事事親為，過度迷信自己的能力。這樣，思宗的自信，慢慢地變成了自負，變成了剛愎自用。所以，一方面他成為明代最勤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親為卻沒有收到很好的效果。一方面，一個勤政、自律、立志有為的皇帝無奈成為亡國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另一方面，思宗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馭下之嚴，卻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劑。顯然，崇禎帝之亡國，未必與己無關，如殺袁崇煥一節，即是愚蠢的自毀長城之舉。滿洲的皇太極正是利用了崇禎皇帝多疑的性格，才能施行反間計除去袁崇煥。而袁崇煥一死，遼東的戰局更無人可以收拾。而且，朱由檢對於大臣的態度，其嚴峻和刻薄已經超出想像。作為一個自律甚嚴、急於求成的皇帝，他總是希望在最短的時間內改變長期以來政府的陋習。當時，有一位名叫陝嗣宗的官員就上疏批評過朱由檢，說他“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條是“日趨於紛苛而不自知”。應當說，陝嗣宗的批評是非常深刻的。一個過分苛求的皇帝之下，是很難出現敢於擔當的大臣的。所以，無為而治的明代皇帝如孝宗、穆宗統治的時代，倒是名臣輩出。後代歷史學家常感嘆崇禎朝“有君而無臣”，其實，因為思宗過分地苛責大臣，大臣們動則得咎，哪裡敢有什麼動作呢？所以，崇禎一朝中，真正能夠辦事、願意辦事的大臣不多；而且，崇禎一朝中，被殺的大臣也頗多。頻繁地更換大臣和濫殺大臣，是崇禎朝的特點之一。崇禎一朝17年，設內閣大學士如弈棋一般，輪換了50人，變換之快，真是讓人嘖舌。在六部尚書中，刑部尚書換了17人；然而，17人中，薛貞被處死，韓繼思、鄭三俊、劉之鳳、李覺斯、徐石麒等先後下獄，獄中庾死二人。大部分人都不得善終。兵部尚書中，王洽因崇禎二年清兵入關而被思宗處死，陳新甲因洩漏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