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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局中,還有不少的外國傳教士,如湯若望、羅雅谷。因此,選擇一個靠近天主堂的所在來修歷,也許正是為了傳教士和李之藻、李天經等信徒們的方便。崇禎六年(1633年),徐光啟因病請求辭去歷局的職務,而以李天經代替他續成修歷的任務。同一年,逝世於京城,並歸葬於上海。
作為中國古代最傑出的科學家之一,徐光啟在農業科學、軍事科學和天文歷算上都做出了偉大的貢獻。在曆法方面,他融通了中西曆法,編譯了《崇禎曆書》,並一舉奠定了近四百年來我國曆法的基礎。據明朝末年的人所寫的《玉堂薈記》中說,徐光啟將原首善書院即稍後的歷局的一半給了天主教堂。更何況,作為一個天主教徒,南堂必然曾是徐光啟禮拜的地方。因此,今日我們若要瞻仰這位偉人,除了上海南丹路的光啟公園內的徐光啟墓外,北京的天主教南堂也許是另一個值得紀念他的地方。 (陳時龍)
在北京崇文區東花市斜街有一處明末抗清名將袁崇煥的墓和祠堂。與一般墓葬、祠堂由直系後人祭祀維護不同,袁崇煥的墓、祠是由與之既不沾親也不帶故的佘姓人家守護,而且歷經17代,從明崇禎三年(1630)開始至今374年從未間斷。這其中的典故何來呢?
袁崇煥(1584—1630),廣東東莞人,字元素,號自如,明末抗擊後金(清)著名將領。與其他英雄人物不同,在370多年前,這位捨身為國的大英雄卻在朝野、百姓的一片痛罵中被處以寸磔酷刑,含冤而逝,直到150多年以後,才由他昔日的敵人為他平反。教訓極為慘痛。
明朝自嘉靖年間開始,北方邊患日漸嚴重,對明朝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有很大沖擊,大批知識分子開始走出書齋,研讀兵學,關心實事發展。袁崇煥亦然,《明史·袁崇煥傳》稱他“為人慷慨負膽略,好談兵,遇老校退卒,輒與論塞上事,曉其阨塞情形,以邊才自許”。
萬曆四十七年(1618),他考中進士,斯時東北後金勢力已經很強大,明朝接連失地損兵,形勢極為被動。天啟二年(1622),袁崇煥被提拔為兵部主事,開始有了一展大志的機會。當年, 遼東廣寧戰役,明朝3萬大軍全軍覆沒,40餘座城池落入了敵人手中,明軍士氣低落到了極點。袁崇煥挺身而出,投筆從戎,不顧個人安危單騎出關巡察遼東。回京後毛遂自薦,被破格提升為寧前兵備僉事,在大學士孫承宗的支援下修築寧遠城,作為守遼前哨。不久又在外圍構建修繕錦州、松山等城池,完善了寧(遠)錦(州)防線。
孫承宗後來在與閻黨的鬥爭中失敗罷職,繼任者高第主張放棄關外。袁崇煥拒不從命,孤軍鎮守寧遠。天啟六年(1626),後金努爾哈赤興兵進犯,袁崇煥堅守寧遠,大敗敵軍,努爾哈赤被紅夷大炮擊傷,不久鬱郁而死。這是後金建國以來最慘重的一次失敗,是明軍的第一次大勝。次年,皇太極為報父仇,親自統率八旗中的精銳——正黃、鑲黃、正白、鑲白四旗,圍攻寧遠、錦州,結果屢攻不下,損兵折將,被迫連夜北撤。明軍再獲大捷。可是當時的明朝政府一片混亂,大太監魏忠賢擅權亂政,袁崇煥不僅沒有得到實質性的獎賞,反而受到排擠,被迫辭職還家。
1627年;崇禎皇帝即位,平反冤獄,袁崇煥被召回,以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的身份,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總理抗金軍務。袁崇煥在獲得皇帝的大力支援後大刀闊斧的展開工作,使遼東防線日趨穩固。後金軍無奈,決定避重就輕,於崇禎二年(1629年)十月繞過袁崇煥防區,從喜峰口竄入長城,攻陷遵化。袁崇煥以國事為重,未經宣召,即率兵入援,逐路置防,逐城設守,計劃截斷後金兵的歸路。
袁軍在薊州與敵軍遭遇,後金軍不敢戰,越過薊州,直逼北京。袁崇煥率兵急速追趕,在廣渠門外以九千軍士大戰十萬金兵,迫使後金軍撤退。袁崇煥鑑於本部兵力太少,對崇禎皇帝追擊後金軍的命令不予接受,而是在城外駐守,等待各路勤王軍隊。皇太極硬攻不利,退兵又不甘心,於是改用反間計,詐稱袁崇煥和自己有秘密約定,崇禎皇帝中計,逮捕了袁崇煥。袁部得知後,軍心頓散,自行撤退。袁崇煥秉著愛國赤誠,含冤忍屈,在監獄中致信部屬,召回兵將抵抗後金軍。但在解圍後,崇禎皇帝還是以謀反的罪名把他處死。更為令人痛心的是,京城百姓在輿論的誤導下也認為他是反賊,爭食他的血肉,竟至“骨肉俱盡,止剩一首”,鑄成千古奇冤!
袁崇煥被殺,皇太極的反間計是一個原因,但並不是關鍵。崇禎皇帝生性多疑,對袁崇煥當初錯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