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待遇不平等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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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國民待遇，不搞活民營經濟，不在公民權利上加大落實，經濟不會活躍。就象青海和寧夏，儘管從業人員大專以上文化程度所佔的比例在全國排第七位和第十四位，但其經濟就是沒有這一比例低得很的浙江和福建。至於說新疆，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從業人員中所佔的比例高達10。5％，位居全國第4位，但人均GDP卻位居全國第12，與教育程度並不相稱。我於1999年冬天去新疆昌吉州做報告時，順便問了一下州委副書記當地民營經濟的比重有多大，他說大約5％，或者8％。我聽後感到吃驚。這種經濟比例從理論上講基本上沒脫出計劃經濟。人民大學經濟系的顧海兵教授在1999年寫過一篇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文章，他經過分析，認為中國經濟市場化的比例不超過50％，可能還更低。

中國地區間到底該如何發展？我的基本思想就是打通流通渠道的關卡，一切問題一切差別都會解決。蔡昉先生在2000年《經濟學茶座》第一期中有篇文章寫得特別精彩，題目是“尼雷爾效應與西部開發”，建議大家有空時可找來看看。我想，這一派學者的共同思路可能就是讓政府少管事的思路。你政府官員們根本用不著操那麼多的心。只要實行人人平等的政策，放開關卡，地區差距自然會縮小。50年來，你已經透過人工的手段製造出一個東西部差距來，現在又要用人工手段去減小這種差距。當然我不懷疑這種手段的功效，但它決不是治本的辦法，一旦手段力度減弱，差距會繼續顯示出來。因為，任何政府行為都是新的特權、新的特殊政策和新的不平等。其結果也可想而知。

總之，中國巨大的城鄉差別和地區間的差別，在很大程度上是人身歧視性的發展戰略的結果。在這種發展戰略的指導下，中國各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正在越來越嚴重，問題也越來越多。集聚起來之後，早晚要爆發出來。

4，緩慢的工業化和城市化

由於嚴格的戶籍限制和城鄉兩元化結構，中國的工業化發展也出現了獨特的特徵，這就是80年代鄉鎮企業的興起，導致中國工業發展的分散化。這種村村點火式的“點”汙染，對中國的生態環境造成極大破壞，其工業發展的成果有的比不上帶來的惡果。特別是這種分散式的工業化不利於中國城市化的發展，大批工業人口仍然散居農村。鄉鎮企業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農村農業生產的工業化和機械化發展，這種農業的工業化運動，反過來又對農村的勞動力人口形成巨大的積壓作用，造成農村的剩餘勞力越來越多。當城市吸納不了這些過剩的農業人口時，剩餘勞動力便在中國農村積攢起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張忠法等人的研究十分有價值。他們三人於2000年11月29日在《中國經濟時報》上發表一篇十分有份量的文章，文章說：目前我國農業的從業人員3。48億，佔到農村勞動力總數的70。7％。進入90年代以來，農業領域容納勞動力還出現絕對量下降的新情況，平均每年下降0。83個百分點。這種加速下降意味著農業要素投入結構發生了重要變化，資本要素加速向農業流入，我國農業已進入資本替代勞動的加速時期。國家及社會各方面加大了對農業的投入力度，使農業資本積累的速度明顯加快。變現在資本存量上，1980…1990年全國農村年末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從1082億元增加至3898億元，年均增長13。7％，1990…1998年，農村年末生產性固定資產值增長至17940億元，年均增長率高達21％。比前10年提高了7。3個百分點。農業資本和勞動比率的提高，這一趨勢今後還會進一步強化。

韓國、菲律賓、泰國和印度尼西亞四個國家在70年代初和90年代初期，都曾推出農業剩餘勞動力大規模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措施，其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新增就業之比分別為1：1。5、1：2。9、1：2。5、1：1。9。將四個國家的情況平均起來看，第二產業每增加1個就業崗位，第三產業相應地增加1。5到2。9個就業崗位。但在我國鄉鎮企業高速發展的1979年到1996年，鄉鎮企業中的第二產業職工淨增7839萬人，交通運輸和商業飲食等＇不是第三產業的全部＇僅增加2739萬人，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新增就業之比為1：0。35。按農業部鄉鎮企業局對我國鄉村勞動力行業分佈的統計口徑計算，1984年到1996年，上述比例也不過是1：0。65。如果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的就業比達到1：1，20年間至少可多創造3000萬到4000萬個第三產業的就業崗位。要是比例達到1：2，那就要多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