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待遇不平等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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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計劃經濟模式，靠長官來拯救貧民，靠國家配置資源，加大西部地區的公共設施投資，增加這些貧困地區的財政轉移支付。另一種思路是看重製度創新，打破生產要素流通的各種關卡，取消對公民自由遷徙的限制，取消各種不公平的國民待遇，按市場經濟的法則辦事，按平等的原則辦事，窮富地區的差別會自然縮小。試問：這麼多年來，幾千萬四川民工流入東南沿海地區做工，這是計劃經濟的產物嗎？不！完全是千千萬萬人民自發的創舉。人民不需要什麼救濟和恩賜，人民最需要的是合理的制度和公平的國民待遇。如果戶籍制度早被取消，現在不知有多少貧困地區的人口已經在發達地區安家落戶。

中國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體制創新和制度創新，沒有新制度，任何量的調整都是短期行為。胡鞍鋼同志認為東西部地區的知識發展差距要明顯大於其經濟發展差距。西部人均綜合知識發展水平僅相當於東部的35％，獲取知識的能力僅相當於東部的14％，吸收知識的能力僅為東部的81％，交流知識的能力僅為東部的31％，人均外國投資和網際網路普及率分別是東部的8％和12％。正是由於這種特殊的國情背景，導致中國形成了明顯的三大發展差距，即經濟發展差距、人類發展差距和知識發展差距。因此，縮小這三大差距的方法是知識投入。

在這裡我要提出一點疑問，不進行制度改革和國民待遇改造，光進行知識投入和資金投入能管用嗎？落後地區和貧困人口所需要的僅僅是外部輸入知識、技術和資金嗎？錯了，重要的還有制度，重要的是打破束縛人們自由流動的桎梏，重要的是平等的國民待遇和公民權利。

胡鞍鋼同志看到中國城鄉之間和東西部之間存在的知識差距，但教育落後並不完全是東西部差異的真正根源，也不是這些地區貧窮的根源。在統計數字上，西部地區的受教育水平和程度都不低，新疆、青海、內蒙和寧夏地區的從業人員大專以上的文化程度都遠遠高於福建、浙江和山東，但經濟實力卻差得不可同日而語＇請參看下表＇。對此現象如何解釋呢？

1999年各地從業人員大專以上文化程度所佔百分比

地區　大專以上　地區　大專以上　地區　大專以上

全國　3．8　江蘇　5．0　浙江　3．0

北京　23．0　廣東　5．0　重慶　2．7

上海　15．1　黑龍江　4．9　貴州　2．7

天津　11．1　寧夏　4．4　河南　2．3

新疆　10．5　陝西　4．2　四川　2．2

遼寧　7．0　湖北　4．0　山東　2．2

吉林　5．9　河北　3．9　安徽　2．0

青海　5．3　湖南　3．4　雲南　1．4

山西　5．1　江西　3．3　廣西　0．9

內蒙古　5．1　福建　3．2　西藏

海南　5．1　甘肅　3．2

來源：《中國統計年鑑》2000版，《經濟日報》2001，3，11，

看完這張表，我們可以得知，影響人們貧富的真正原因不是技術，也不是知識，而是制度，是思想觀念。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人們就可以明白這種現象，有些國有企業在技術、裝置和人才方面都比民營企業高得多，但就是競爭不過民企，甚至最後破產倒閉，其原因就在於它的體制。中國今天在地區開發上不注重體制創新，仍然想靠單純的資源傾斜和技術開發是不會有好效果的。因此，胡鞍鋼同志儘管在地區差距研究方面有不少獨到的發現，但說到底，這種研究僅僅停留在政策和技術的層面上，而沒有上升到制度、法律和權利的高度。

由此，我們進到了一個敏感的領域，即技術救國還是制度救國的問題。我和一些工科出身的學者最大的不同是從人性出發來看問題。影響人發展的因素不僅有物質的還有法律的。經濟學者決不能僅在經濟圈子裡打轉轉。

最近，樊綱的研究所和茅於軾、張曙光的研究所都測算出了數字。從經濟活躍程度上看，民營經濟成分越高的地區經濟越活躍，經濟效率和效益越高。反之亦然。在2001年5月18日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辦的雙週學術報告會上，茅於軾先生向大家給出了更詳細的數字：民營經濟成分每增加一個百分點，當地人均GDP就增加1640元。這種研究就上升到了制度的和體制的高度，使人們一下子看清楚了問題的實質。

因此我認為，開發西部不能做表面文章。不在體制上加大改革力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