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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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修訂工作，可能要對不少地方做修改和補充。

但是，在學術界一些同志提出不同看法的洋務運動問題上和辛亥革命問題上，原書的基本觀點大概不會改。一本書的作者（不論是否權威）不一定因為一看到批評和不同意見，就來改自己的書；批評者當然也不必因為作者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而不發表不同的意見，這些是不待說的。

現在我要說到大作中提到的一些問題，我不按照您的行文次序說以下幾點：（一）辛亥革命中各省“光復”的情況是很複雜的。我的書嘗試對此作一些概括和分析。

我的著眼點是分析革命派、立憲派、封建勢力和以農民和城市平民為主體的下層人民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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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力量的錯綜關係。大作指出，我對安徽和江西沒有提到李烈鈞和柏文蔚。

這是一個缺點。

由於當時我掌握的材料有限，對某些省的分析也可能過於簡單，結論下得太快。當時許多省的情況的複雜還在於，有了省級的軍政權後，也並不就能統治一個省，甚至還有許多不同的地方政權。我在考察主要省的政權的同時，也注意到這種複雜情形，例如您提到的山西，我在敘述閻錫山在清軍進攻下退避晉北時說：“但是山西各處仍有群眾性的自發的起義行動，有些同盟會會員也堅持進行了鬥爭。依靠這種鬥爭形勢，閻錫山終於使袁世凱承認他為山西都督”（１０５４頁——大作引用的是上海大字本的頁碼，這裡也用這個本子）。

還提到革命派分子建立的大同軍政府和他們進行的戰爭（１０８０頁）。別的省（四川、安徽等）也說到一些，但對這些省的複雜情況可能有說得不夠的缺點。

當時，全國各省都存在著革命的主流，正因為這樣，立憲派要附和革命，舊勢力也要標榜革命。我以為，我們所處理的主要問題是：在有革命主流的形勢下，為什麼革命派不能掌握各省形勢的發展，為什麼許多省的政權落到了不是真正革命派的手裡。

（二）大作引用了我的書中的話：“從武昌起義的第一天起，事實上不存在任何革命的政黨”

（１０２８頁）。這是在論述武昌起義後湖北政權發展的情況時說的。

武昌起義後，在武漢的形勢發展中，雖然沒有成形的政黨，但革命黨人仍進行著種種努力，這也是我在書中說了的。大作對於書中針對武漢情況說的話（還有１０４３頁講貴州情況的話）提出異議，卻從全國的情況來進行論證，顯然是對這些話作了誤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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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革命軍起，革命黨消”

，是當時全國普遍的現象，但並不是說，武昌起義一發生，全國範圍都已不存在革命黨了。

（三）

大作認為我的論述是“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標準衡量辛亥革命，對資產階級革命派提出不切實際的要求”。

我認為，有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驗，是有助於我們去分析舊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問題的。例如，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統一戰線的經驗使我們懂得，不能簡單地說辛亥革命時的革命派同立憲派合作是根本錯誤的，而要認真考察在這種合作中誰影響了誰。這並不是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標準來“衡量”資產階級革命派，更不是向他們提出什麼“要求”

（例如要求他們有完整的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

歷史學者的任務是分析說明前人做了什麼，沒有做什麼，而不是要求他們做什麼，不做什麼（這種要求是毫無意義的）。

大作中也說：“關鍵是當革命陣營內部發生分歧時，資產階級革命派能否堅持革命立場，抵制、排除保守、反動勢力的干擾，同他們進行堅決的鬥爭，直至分裂。”我想，這樣說是可以的。但並不能以為，這就是要求他們堅持革命立場，進行堅決的鬥爭，因而是“不切實際的要求”。

（四）大作一開始就指出列寧、毛澤東如何“高度評價”

辛亥革命。我以為，這種總的概括的評價，不能代替具體的分析，不能從這種概括的估價中演繹出對一個個具體問題的看法。大作中有些說法我以為並不符合實際。例如說，辛亥革命中“形成強大無比的革命勢力”。又例如說，“在世界上很少國家像中國辛亥革命這樣，從革命爆發，到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僅僅用了兩個多月。英美法等國十七八世紀資產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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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都是經過多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