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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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近代史上，有帝國主義勢力，有國內的反動統治勢力，從清朝皇帝到北洋軍閥，到國民黨反動派，他們都曾具有強大的勢力，壓在中國人民頭上。但結果到底是誰強大呢？

還是人民的力量強。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人民前仆後繼，同各種反動勢力作鬥爭。在中國共產黨產生以前，以大的革命運動來說，就有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義和團運動，後來又有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這些鬥爭都失敗了。但是，這些鬥爭證明了中國人民不是隻能為自己苦難的命運呻吟的人民，而是敢於為改變自己的命運鬥爭的人民。我們的前人不免有這樣那樣的錯誤的想法，不免做了這樣那樣的蠢事，他們所進行的鬥爭有些只得到部分的成功，有些是完全失敗了。但是，即使是完全失敗的鬥爭也起了推動中國歷史進步，促進中國人民覺醒的作用。不經過各種由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想法，也不可能找到正確的道路。從這些艱難曲折的道路中間，證明了中國人民有這樣的優良傳統，就是能夠在任何困難環境下面，堅決進行鬥爭，透過鬥爭來一步一步找到前進的道路。

我們應該珍惜這樣的傳統。

我們現在還有繼續鬥爭的任務。在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中，還有許多新的問題要解決，新的困難要克服。我們在國際間還要和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作鬥爭（當然鬥爭的形式是和半殖民地時代不同的）。在國內來說，還有少數敵視人民、破壞社會主義的分子，我們必須和他們進行有效的鬥爭。同時，我們還要跟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各種和社會主義不相容的舊思想、舊習慣作鬥爭，和我們的文化落後的狀況、我們知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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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的狀況作鬥爭。在這一切鬥爭中間，我們能不能最後取得勝利呢？我們的前人既然能夠戰勝一切統治壓迫中國人民的強大勢力，那麼，我們現在就更有理由可以說，我們正在進行的鬥爭一定能取得勝利。黨的十二大對於我們怎樣建設一個現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強國指出了明確的道路，確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和這些相聯絡，我們學習中國近代史，也就更堅定我們的信心。

１９８３年２月原載《電化教育》１９８３年第２期，４月２５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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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封信

大作《關於辛亥革命的評價問題——兼與胡繩同志商榷》已經讀過，昨天又收到了來信。

我想在這裡簡單地答覆您的信和您的文章。

來信說：“您是史學界的權威。”有的同志以“得罪權威，早晚要倒黴”為理由，勸您不要寫這文章。您說：文章發表後，“有人誇我膽子大，有人為我擔心”。又說：“總之，發表與您不同意見的文章，很像捅了馬蜂窩。”

在中國近代史研究方面，我雖寫過兩本書和一些文章，但說不上是“權威”。您所說的顧慮是完全不必要的。事實上，《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出版後，指名或不指名地提出批評或不同意見的文章已有過一些。

當然，“學術界的權威”並不是壞話。我國學術界很需要有真正的權威，這種權威並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權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有些人認為他是權威就是權威。其實說不上是權威，但人們因為這種或那種原因而視之為權威，這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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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在我國學術界恐怕是有的。

對權威就不可以提出批評或不同意見嗎？

我看是可以的。

真正的權威也不見得在所研究的每一個問題上都完全正確。

在我看來，現在有個不好的現象，就是對於權威或被視為權威者發表的意見，即使有不同看法，也由於種種顧慮而不敢說出來。我同意您所說的，“這種現象很不正常”

，應該“衝破這種氣氛”。情況是複雜的。我也不敢說，對權威提出不同意見，一定不“倒黴”

，但總不至於大倒其黴吧？如果有人因為別人提出不同意見，就想方設法使他倒點黴，這樣的人，不管是不是權威，都應當受到譴責。

《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本書，１９８１年在北京和１９８２年在上海出的是第一版；１９８４年重印的是第一版的“第二次印刷”

，只是就原紙型改了個別宇句，並不像來信所說，是修訂後的第二版。我還來不及加以修訂，出第二版。如果我現在有時間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