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繩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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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地區安全和地區合作，以利於維護地區穩定，限制軍備競賽，擴充套件對話渠道，促進共同發展。

——聯合國應當成為保障國際新秩序的最重要機制，為此需要更好地發揮聯合國的積極作用，任何國家都應遵守和維護聯合國憲章。

這裡我認為有必要再次強調指出，以五項原則為基礎的新秩序，一個最本質的問題，就是主權國家之間的平等。現在有種說法，說“主權”觀念已經“過時”

，因為那是屬於１９世紀的東西了。我很不贊成這種說法。我認為，一種觀念是過時還是沒有過時，不是看某些人喜歡還是不喜歡，而只能看它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實際。客觀實際沒有改變，正確反映這種實際的觀念也就不發生“過時”的問題。那麼世界歷史的基本事實如何呢？基本的事實是，世界範圍殖民體系的粉碎，成百個獨立主權國家的建立，恰恰是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是在本世紀的後半葉，而不是在本世紀的前半葉，更不是在１９世紀。完全應當說，這是２０世紀後半葉世界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最重大的成果之一。還要看到，這件事的意義不僅在於結束殖民統治的黑暗的過去，更重要的是在於開闢了未來。它使佔世界人口大多數的人民，獲得了在本世紀後期和２１世紀以至更長時期內，獨立自主地把自己發展起來的舞臺。這同國際交流和合作的加強，同世界經濟的國際化，不僅不矛盾，而且正是後者得以健全發展的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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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一切真正有利於共同發展的互利合作，只有在主權平等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這難道不是非常明白的事情嗎？

至於說，強調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具有獨立自主的國家主權的平等地位，是否因此就要忽視和否定大國在國際事務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問題。我認為，大國和強國在世界政治、經濟、軍事中所具有的優勢地位，是在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

沒有大國、強國的積極參與和貢獻，國際新秩序是難以建立起來的。而這恰恰意味著大國、強國負有特殊重大的義務和責任。因此，我們希望大國和強國的政府和領導人，能夠順應歷史發展潮流，以自己的明智決策和作為，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

總而言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應當從根本上區別於以抹煞和踐踏別國主權為特徵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舊秩序，應當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穩定，有利於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在獨立自主的基礎上謀求經濟與社會的發展，並且能夠聯合起來共同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種種嚴重問題。以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之所以是新秩序，“新”就“新”在這裡。

我們清醒地理解，國際新秩序的形成需要相當長久的過程，決非輕而易舉。這有待於種種客觀因素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同時需要人們思考，需要人們工作，需要人們鬥爭，也需要人們透過協商加深相互理解、諒解並作必要的妥協。在和平和發展這一總目標下，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及其領導者充分合作，顧全大局，求同存異，而不糾纏在無法強求統一的意見紛爭之中，建立國際新秩序是大有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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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的。

２０世紀只剩下最後１０年了。

人類就要扣響２１世紀的大門。

讓我們共同努力，為了人類更美好的明天，為促進有利於世界和平和發展的國際新秩序的形成，在開創世界發展的新紀元中做出貢獻。

１９１年９月２日在北京舉行的國際新秩序研討會上的發言。

原載《人民日報》１９１年９月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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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國的改革和開放——在日本亞細亞大學的演講

１９２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２０週年。

１９７２年中日兩國恢復邦交，是兩國關係中的劃時代的大事。從此，中日兩國和兩國人民的友好合作關係得到全面的發展，雖然有個別的障礙，也不能阻斷這種關係的發展。

使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是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

我們兩國的友好合作的繼續發展，有賴於兩國人民間、兩國知識界間增加相互瞭解。日本有許多瞭解中國、研究中國的人，這是很好的事情。我現在借這個機會，談一談中國的改革和開放。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想主要從歷史的發展上來說明中國為什麼要實行改革和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