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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反映資本家王和興企圖實行“定期20年”和取消“公方代表”,在反“右”鬥爭中受到嚴肅批判。編導為桑弧,演員有李守成、蔣天流、張雁、于飛、張輝等;《舊恨新仇》描寫“右派分子”張東羲向党進攻,先進工作者趙玉山控訴張在解放前殺父的罪行。原著:劉滄浪,改編、導演:葉明,主要演員有馮、李明、束夷、鄭敏、楊夢昶等人;《疾風勁草》講述的是華東大學學生秦兆龍等利用整風運動向党進攻,共青團員楊文英與其堅決作鬥爭。編導為謝晉,參加拍攝有殷帷慧、楊在葆、焦晃、李家耀、齊衡、高博、程之等演員。這僅此一部的反“右”主題的影片,匆匆上場,應景形勢;也是草草收場,無疾而終。
“大躍進”運動中特有的“藝術性紀錄片”
1958年2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全國又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大躍進”浪潮。
同年的3月9日,文化部召開有1800餘人參加的電影工作者“全面躍進大會”。5月1日,周恩來總理召集電影局及各製片廠負責人開會,指示迅速組織創作人員到“大躍進”的火熱鬥爭中去深入生活,並提出要捕捉現實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新風尚,以“藝術性紀錄片”的形式儘快出片,以迅速反映新的形勢下的躍進凱歌。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屆二次會議制定“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並提出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當前國內的主要矛盾。5月9日至19日,文化部電影局在長春召開了長影廠、北影廠和八一廠創作思想躍進會議,會議認為1957年攝製的許多影片暴露了嚴重的資產階級傾向,提出要在電影戰線開展“拔白旗”的運動。與此同時,上海也召開了相同內容的會議,對上海的電影作品進行了深刻的檢查和批判。5月25日至31日,文化部召開“全國電影事業躍進工作會議”,會議決定電影事業的躍進目標是“省有製片廠,縣有電影院,鄉有放映隊”。並決定各省、市、自治區年內均開始生產影片,以實際行動體現“電影躍進”。一時間,全國各地方電影製片廠遍地開花。
1958年6月,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完成《水庫上的歌聲》,被評為將紀錄片與故事片題材很好結合的“大躍進”中的“新典型”、“新樣式”,受到大力提倡,以這部影片開始,隨後這類影片被正式定名為“藝術性紀錄片”,一時間蜂擁而起,氾濫成災。當年9月,上影天馬廠拍攝的《黃寶妹》完成並公映,被影界稱之為“藝術性紀錄片”的代表作。一時間,上影廠、八一廠、北影廠和後來居上的長影廠“四大廠”,紛紛競拍起此類“藝術性紀錄片”,形成了1958年至1959年上半年全國影壇凱歌高奏的“主旋律”,佔全國故事片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59年9月前後,被慶祝建國十週年的18部優秀獻禮片和35部“新片展覽月”所取代。
1958年11月1日至7日,國家文化部在北京召開了各電影製片廠廠長會議,貫徹落實中央下達的專項任務,安排、制定了拍攝十週年大慶獻禮片的具體計劃。文化部部長周揚在會上對獻禮片提出了“三好”(即“內容好、風格好、聲光好”)的嚴格要求。
1959年1月,文化部電影局總結過去一年的工作,指出“大躍進”中存在著缺乏科學精神、發展比例失調、影片粗製濫造、管理制度混亂等問題。周恩來總理也在會上指出:“我們要的是‘紀錄性藝術片’,而不是‘藝術性紀錄片’”。
同年2月,中宣部召開宣傳工作會議,批評“大躍進”中文藝工作存在的過熱、浮誇和偏向等問題。文化部黨組的檢查指出,電影方面存在影片宣傳“浮誇風”、電影事業發展中頭腦發熱等缺點。3月27日,文化部黨組向中共中央呈報《關於各地電影製片廠的建設方針的請示報告》,建議採取堅決措施,制止各地新建故事片廠。4月2日至5日,根據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精神糾正“高指標”、“共產風”等錯誤。4月23日,周總理在醫院接見陳荒煤、張瑞芳、鄭君裡等電影界人士,在談話中指出:“國慶獻禮片不要貪多,要注意在人力、物力上留有餘地,注意勞逸結合。”同時,他還提醒創作人員要“加強業餘學習,提高藝術素質。”此外,周總理還特別強調:“只要年底以前生產的好片子,都應該算是獻禮片。”5月3日,周恩來總理在部分的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發表了《關於文化藝術工作“兩條腿”走路的問題》的講話。7月11日至28日,文化部召開全國故事片廠廠長會議,重點討論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