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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深圳,是一個人口還不到5000人的既偏僻又荒涼的邊陲小鎮,那裡最為繁華的地點,就是深圳羅湖火車站與香港新界一橋之隔的羅湖橋,在此處,各類人員的過境出入,才使深圳顯得有些人氣。於是,在這兩站之間,便會有一批搬運工人,每天在深圳羅湖火車站與香港新界之間,從事過境搬運。所以,徐展認為在這裡發展和物色搬運工人,作為偵探情報的人選最為合適。於是,經過多方敏銳細緻的觀察和深入的調查瞭解,一個名叫梁初的寶安縣深圳鎮青年搬運工人,很快闖進了他的視野。
苦大仇深的梁初,作為淪落在生活最底層的搬運工人,在舊社會吃盡苦頭,自然對新社會是發自內心的擁護。經過徐展對其曉以大義、說明情況之後,梁初欣然同意。隨後,在經過嚴格的專項業務培訓、考察試用後,作為我公安秘密單線發展的“特情人員”,梁初便在自己公開所從事的過境搬運作業中,開始了對來往的可疑人員進行周密而細緻的調查工作。1953年,梁初向徐展報告說,香港新界的羅湖火車站西側“得意樓”賭場承包伙食的張福智,有國民黨潛伏特務的重大嫌疑。於是,徐展讓梁初透過賣走私照相機為由,與之直接接觸,以爭取他們的信任,藉機迅速打入敵特內部組織裡去。梁初接受任務之後,憑著自己當搬運工人的身份,順利地加入其特務組織,經過張福智等人多方考驗後,很快取得了信任,並被委任為往來深圳與廣州之間的交通聯絡員,其主要任務是負責張福智同廣州市潛伏特務組織的“國防部保密局”聯絡員陳二妹之間書信情報往來的傳遞工作。
在這期間,張福智為了他們即將實施的秘密計劃能夠得以順利進行,還特意把梁初派遣到香港一次,接受兩名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的全面考察,這兩名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透過當時最為先進的“測謊器”所得到的考驗結果,令張福智對梁初深信不疑。在回到深圳之時,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還將一隻“依波路”手錶送給他,作為聯絡的標誌。
張福智等一小撮特務,一直夢想著在華南地區集政治、文化、經濟為中心的“祖國南大門”的廣州市,成功地製造一起具有國際影響的“驚天大爆炸”,因而,廣州市所有的繁華地點——火車站、海珠橋、中山路、北京路、嶺南文化宮、新華戲院,發電廠、飛機場和市公安局等處,都是他們想進行爆炸的重要目標。梁初在廣州、深圳兩地,頻繁地為特務們傳遞情報,每次都會想方設法以各種方式,把情報告知委派他執行秘密工作的深圳邊防公安30團。深圳邊防公安30團在迅速得知張福智特務行動之後,當即上報廣州中南公安司令部,司令部再轉廣州市公安局立案為“02號專案”,由此,張福智等特務的所有行動,都在我公安的全面掌握之中。深圳邊防公安30團作為邊境第一站,已在無形之中撒下天羅地網,單等“毒蛇”出洞。
1954年,在國慶5週年大慶即將來臨的之際,張福智等人認為時機已到,迅速指令梁初利用過境搬運作掩護,用平時搬運作披肩用的草袋做包裝,分為兩次,每次三枚,把美製的TNT黃色海綿烈性炸藥、美製銀灰色燃燒彈六枚,秘密運送過境,再送交廣州市潛伏特務聯絡員陳二妹家中。當時,張福智為了掩人耳目,竟然讓梁初帶上自己的老婆和正在吃奶的兒子一起,把炸彈護送到廣州。梁初忍辱負重地讓特務知道他已上了路,其實,梁初並沒有直接送往特務秘密點,而是將這兩批炸藥和燃燒彈,立刻轉交到深圳邊防公安30團偵察參謀劉衍昌那裡,並在徐展的護衛下,送至廣東中南公安局司令部(現為廣東省公安廳),再轉交廣州市公安局,由專業技術人員作技術處理,排除了炸藥和燃燒彈的爆破燃燒功能,並還原複製後,再讓梁初不動聲色交到了聯絡員陳二妹的手裡。在廣州,由陳二妹安排,梁初帶著炸彈,住進長堤一家不起眼的小旅館裡。廣州市潛伏多時的兩個特務頭子羅定山、屈金漢,分別到旅館裡去取炸彈,從而暴露了他們的真實身份。廣州市公安局在對二人進行嚴密的布控之後,最終將該敵特組織一共25人,一舉全部抓獲。
1955年,“羅定山等25人美蔣特務特大陰謀爆破、刺探情報反革命案”最終結案之後,為了讓其繼續從事“臥底”工作,我公安高層領導暗授機宜,梁初在表面上連同敵特們一起被定罪,並在廣州中院於1955年3月19日做出的(1954)年市地1830號刑事判決書上認定,作為戴罪立功人員,進行了公開宣判。隨著時間的向前推移,梁初雖然繼續擔任“臥底”,協助了公安人員破獲了許多大小案件,但一紙公開的刑事判決,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