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幕後故事 作者:劉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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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路線鬥爭纏繞在一起的。然而，個人的良好意願只是單方面的一廂情願，絕不是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身為電影局主要領導和主抓電影工作的負責人，講黨性、講原則，使得蔡楚生心裡深深明白，個人的渺小是無法抗衡外界的強大力量。蔡楚生只是謹慎地、很有原則性的、並且還很有分寸地在與王為一通訊交代其他工作事項時，順便透露地寫了一句“《南海潮》的票數最多”。不知內情的王為一得到這一訊息，自然是樂在心間，更加躊躇滿志，更加期盼與蔡楚生再次合作把下集早日拍成的信心和決心。時隔不久，蔡楚生又來信說道：該屆“百花獎”頒獎活動不辦了。這無形中給王為一的心中又增添了一團疑雲。

當年的６月，本該按時進行頒發的“百花獎”，自然是不能如期舉行。廣大觀眾和熱心讀者焦急得又等待了兩個多月時間，評委會每天都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詢問信件有數百封之多。此時，文化藝術界的文藝整風運動已進入了白熱化程度，繼續發獎已成為海市蜃樓般的可望而不可即。中國電影家協會在沒有得到上級主管部門明文通知之下，進退兩難。在時隔一年之後的1964年年底，違心地借用社會上的“左”傾觀點，自誣此次《大眾電影》“百花獎”所有的獲獎影片“沒有很好的體現出中國共產黨所倡導的文藝反映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精神，不符合當前的革命形勢，已經呈報上級批准撤銷了這次評獎。”至此，經過眾多權威部門和群眾團體通力合作、有近90萬人積極參與的第三屆《大眾電影》“百花獎”評選活動，終於在強大政治形勢的壓力之下無疾而終。1966年7月後首創“百花獎”的《大眾電影》被迫停刊，直到1979年才重獲復刊。

1966年“文革”運動在全國全面爆發後，蔡楚生作為三、四十年代重點要批判的“黑線人物”，自然是首當其衝地遭受到殘酷的迫害，他於1968年7月15日含冤而去，終年62歲。然而，在他的身後除了早在1935年以《漁光曲》一片，而榮獲蘇聯莫斯科國際電影展覽榮譽獎，從而成為中國電影在國際影壇上獲得的第一項獎項之外，還有從1947年公映以來，歷久不衰，已被評為世界電影經典名片的《一江春水向東流》，以及在1963年榮獲國內第三屆《大眾電影》“百花獎”的四項主要大獎的《南海潮》。除此之外，尚還有他的個人代表作品《南國之春》、《粉紅色的夢》、《王老五》這些都是這位世界級的藝術大師留給後人的無價財富和不可估量的瑰寶。然而，蔡楚生嘔心瀝血創作的《南海潮》，卻只留下了全片的上集，而成為了永久、永遠也彌補不了的深深遺憾！

風　起　雲　湧“南國片”

提起頗富地域和人文特色的“南國片”，就不能不提起一位與“南國片”相關聯、並且密不可分的著名導演——王為一。雖說他並非是“南國片”的首創，但是他在執導《珠江淚》、《椰林曲》、《七十二家房客》等膾炙人口的影片中，繼承和發揚了“南國片”鮮明的敘事風格，並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三家巷》。如今，年屆九旬有餘的王為一導演，依然是精神矍鑠、神采奕奕。他的形象，他的資歷，像一本記載豐厚、意境深邃的往事歌謠。

初涉藝海　銀幕索珠

祖籍江蘇蘇州吳縣的王為一，1912年出生於上海一個普通家庭，1934年，參加上海藝華影業公司從事電影工作前，曾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學西洋畫，與同學趙丹、徐韜同組美專劇團，並參加左翼戲劇聯盟，積極從事地下戲劇活動，

由於思想激進，傾向進步，反對國民黨政府的黑暗統治，被“美專”開除，為謀生加入聶耳主辦的“森森國樂隊”，8個月國樂隊解散，他便在“藝華”從場記職業開始了他的從藝生涯。不到3個月就遭到國民黨的追捕和通緝，組織上就迅速把王為一轉移到香港全球影片公司。等到1936年風聲平息以後，年輕氣盛的王為一又重新返回上海，既不改姓，也不改名，理直氣壯地加入業餘劇人協會，參加該會的第三次話劇大匯演。《雷雨》、《醉生夢死》、《欲魔》等一出出中外名劇的演出，而且於當年就參加了電影《狂歡之夜》的拍攝，從而使他劇影雙棲、藝路更寬。王為一在這部新華影業公司開拍的由著名導演史東山編導、著名攝影師餘省三、薛伯青掌鏡、著名戲劇表演藝術家金山和著名電影演員周璇、胡萍、顧而已領銜主演，根據蘇聯名家果戈理《欽差大臣》改編的故事片中，出演了主要配角。

1937年，王為一又在新華影業公司參加拍攝了一部在中國影壇佔據重要地位的經典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