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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在國內外公開放映,成為新中國17年最有成就的喜劇片之一,從而也更加牢固的奠定了王為一“南國片”導演的突出地位。
當時,“百花獎”評選結果在內部統計完成後,並沒有及時對外公佈。其首要原因是由於受到國內國際出現的一種嚴峻的政治形勢的影響,中共中央為此提出了“反修、防修”、貫徹“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在當年年底,毛澤東主席對文藝界進行了公開的、嚴厲的批評:“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同時,在全國的廣大農村和城市,開始進行了聲勢浩大的“四清”、“五反”運動。文化藝術界的領域,也同時開展了“文藝整風”運動,對文藝思想和文藝作品進行逐一的檢查、批判。儘管毛主席所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十分有利於新中國文藝的健康發展,但是,文藝界的形勢仍是被政治因素所嚴格桎梏著,所以,一直而且是越來越充滿著非常緊張的空氣。第一、二屆《大眾電影》“百花獎”被視為“突出名利思想”,而遭到極左路線思潮的嚴重干擾。所以,第三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在1961年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的“新僑會議”的影響下,雖然是在繼續進行著,但也不得不在當時政治空氣日益緊張的時候,改變“作戰策略”,改由中國電影家協會主辦、中央文化部、解放軍總政電影處、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共青團中央宣傳部、中國電影發行放映公司和《光明日報》社等多家單位聯合舉辦。參評物件不再僅僅侷限於《大眾電影》的讀者,新設獎專案仍是按片種、各職能共有15個獎,但增加了各項獲獎的名額,從過去的一個獎項增設至三個並列,從而更加完善了獎項類別,可以說是前兩屆評選的一種總結、提高、繼續、深化和完善,同時,更主要的是一次重大改革。1963年6月初,歷時3個月的評選活動,近90萬張的選票猶如雪片一樣,從祖國的城市、農村、工廠、學校、部隊連隊飛向評委會。但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本該正常公佈和舉行的頒獎活動,在文藝界一片聲勢凌厲的整風運動、思想大批判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中,許多獲獎的電影人有的正在做檢查,有的正在接受批判,有的甚至在一夜之間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若按照評選結果如期發獎,定會招致對“百花獎”全面的圍攻和批判,也將連累其他獲獎的創作人員。無奈之際,影協對外只得採取謊稱選票正在統計、發獎時間延期舉行的延緩之計,焦急地等待上級的明確指令下發。
作為電影局的權威領導,蔡楚生當然知道內情,他看到握在手裡的各項獲獎名單,一時百感交集,頓生感慨:《南海潮》、《甲午風雲》、《停戰之後》等三部影片並列獲得最佳故事片獎;蔡楚生、陳殘雲、王為一(《南海潮》)、白辛(《冰山上的來客》)、辛毅(《停戰之後》)等5人並列獲得最佳編劇獎;蔡楚生、王為一(聯合導《南海潮》)、崔嵬、歐陽紅櫻(聯合導《小兵張嘎》)、林農(《甲午風雲》)等5人並列獲得最佳導演獎;李默然(《甲午風雲》)、張平(《停戰之後》)、安吉斯(《小兵張嘎》)等3人獲得最佳男主角獎;王曉棠(《野火春風斗古城》)、吳文華(《南海潮》)、王丹鳳(《女理髮師》)等3人獲得最佳女主角獎;石小滿(《南海潮》)、王心剛(《野火春風斗古城》)、田華(《奪印》)等3人獲得最佳配角獎;王啟民(《甲午風雲》)、張(《冰山上的來客》)、李生偉(《南海潮》)等3人獲得最佳攝影獎;雷振邦(《冰山上的來客》)、鞏志偉(《怒潮》)、呂其明、肖珩(聯合、《紅日》)等4人獲得最佳音樂獎;盧淦(《甲午風雲》)、史維鈞(《冰山上的來客》)、黃衝(《南海潮》、《72家房客》)等3人獲得最佳美工獎。另有最佳紀錄片獎、最佳科教片獎、最佳戲曲片獎、最佳美術片獎一長串的獲獎名單,是廣大觀眾和熱心影迷對辛勤耕耘的電影工作者的褒獎和厚愛。《南海潮》一片成為此次獲得各類獎項最多的大贏家。
對於獲獎,蔡楚生並沒有感到有太大的興奮,因為早在1935年由他編導的《漁光曲》就在國際影壇上揚名,榮譽和掌聲,鮮花和喝彩,在1947年隨著《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公映,更是把蔡楚生的橫溢才華顯現無遺,令其導演水平達到了一個新高峰。但對於這次似乎是秘而不宣的本該公佈、但卻難以公開的頒獎秘密,真是匪夷所思。蔡楚生難以理解,也百思不得其解,作為一名普通的導演,作為一部普通的影片,蔡楚生是極不願意將之與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