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幕後故事 作者:劉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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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影廠在1958年拍成並上映的《水庫上的歌聲》，被正式定名為“藝術性紀錄片”之後，謝晉在天馬廠導演的另一部同樣是反映真人真事的故事片——《黃寶妹》緊跟而上，成為在“大躍進”運動中的第二部“藝術性紀錄片”，被評論界稱為“藝術性紀錄片的代表作”。影片以真人真事介紹了著名的勞動模範黃寶妹，在黨的領導下，與紡織女工在一起，消滅接頭白點及創造“逐錠整修”，進一步發展了“郝建秀操作法”的生動事蹟。影片編劇陳夫、葉明，此時的謝晉，又率先採用了新聞紀實手法，大膽建議由生活中的勞動模範黃寶妹親自擔任主演，以更好的突出“藝術性紀錄片”的特點。這一用真人演真人的首創，後來到了80年代末期以後，被著名導演張良、張藝謀等人所採用。謝晉早在50年代中後期的捷足先登，其個性化的導演風格，獨樹一幟。此外，謝晉還執導了由3個兒童故事短片組合而成的《大躍進中的小主人》之《服務》和《小氣象臺》短片，與殷子編劇、楊小仲導演的《文化先鋒》合為一部影片。

當時，透過“藝術性紀錄片”《水庫上的歌聲》和《黃寶妹》為頭，由此帶動了一大批此種型別影片，趁“大躍進”之風的一哄而上，且大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自1958—1959年的短短兩年間，竟有60餘部“藝術性紀錄片”相繼公映，這些以歌頌“大躍進”為中心內容的影片紛紛出現，一時在電影界氾濫成災，形成了1958—1959年全國影壇凱歌高奏的“主旋律”，佔全國故事片生產總額一半以上。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59年9月前後，被慶祝建國十週年的18部優秀獻禮片所取代，後只以四五部這種型別影片的弱勢做尾聲。

1961年，“大躍進”的慘痛教訓，迫使中央迅速作出扭轉形勢的方針，電影界在一段時間遭受挫折以後，又出現了少有的、喜人的創作勢頭。謝晉導演的《紅色娘子軍》便是其中突出的一部。當時1961—1963年間，中國影壇呈現出國產影片數量總體生產下降，但藝術價值頗高、質量上乘的影片已形成規模的顯著特點。謝晉於1960年執導的這部《紅色娘子軍》，膾炙人口，1961年在全國公映，並於1962年獲得了第一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故事片、最佳導演、最佳女演員、最佳男配角四項大獎。也或許是《女籃5號》的成功拍攝，謝晉“重作馮婦”於1962年執導了另一部體育喜劇片《大李、老李和小李》，而1965年拍攝完成的故事片《舞臺姐妹》，則使謝晉在即將來臨的“文革”風暴中九死一生。

1966年“5·16”開始颳起的“文革”風，在隨後短暫的時間裡，越刮越猛，這場運動比以往任何一次政治運動都要來勢兇猛，整個電影界的一片混亂狀況，在此難以盡言。總之，“文革”前17年的影片統統都被打成“毒草”，謝晉的《女籃5號》、《紅色娘子軍》、《舞臺姐妹》這三個銀幕代表作，更是首當其衝，被一批再批，批倒批臭。在“文革”聲勢最大的1966—1969年，北影廠拍攝的《早春二月》、上影廠出品的《舞臺姐妹》，作為重中之重的兩棵“大毒草”，被指責為“階級調和論”和“資產階級人性論”的典型，同遭厄運，成為當時電影界株連人員最多的兩大冤案。作為導演的謝晉，自然是其中的主角，被掃地出門，掛牌批鬥，謝晉所在的天馬廠把他當成“活靶子”，而召開的批判會累積多達200餘次。《舞臺姐妹》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著名越劇名角袁雪芬，也受到株連，經常“跟隨”謝晉同批同鬥，特別是可憐的上官雲珠，註定要死於非命，她在“文革”之前最後的三部戲——《早春二月》、《舞臺姐妹》、《血碑》中主要角色的死亡命運，最終也不幸地演繹出了生活中的真實悲劇：劇中扮演沈家姆媽的沈浩、出演和尚阿鑫的鄧楠，都先後過早地撒手人寰。謝晉的生命雖未終結，但他整天的挨批挨鬥，接連抄家，隔離審查，全家最後淪落到在空無一物的房間裡，只好用報紙墊著冰冷的地板睡覺。在“文革”中飽受精神摧殘和肉體痛苦的謝晉，身不由己和全廠許多職工一起，被強行趕到上海郊外的奉賢縣上海電影系統“五七”幹校，繼續批鬥和接受勞動改造。

陰晦的時光捱到了1972年，因林彪“九·一三”為轉折點，許多電影界人士也由此為契機，得到了暫時的“解放”。鑑於謝晉的才華、名氣和導演技巧的日趨成熟，上影廠領導班子重新啟用謝晉是秉承上級主管部門的意圖，抓緊時間拍攝“八個樣板戲”。京劇《智取威虎山》、《紅燈記》、《沙家浜》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還有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