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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大分工和國民經濟部門的差別上看，工農關係又表現為工業和農業的關係。
周恩來向來重視正確處理工農之間關係。1949年12月，他在闡述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係時，把城鄉關係列為諸種關係之首，並指出：“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都是辯證的兩方面，決不能取消或忽視任何一方面。”《周恩來選集》下卷，第8頁。1950年4月21日，周恩來指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四個階級的聯盟，“首先，我們應該注意到工農關係。要鞏固工農聯盟，要使城市與鄉村的關係得到正確解決，對工農關係就應該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周恩來統一戰線文選》第160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一五”時期，周恩來依據對工農關係的正確認識，進一步闡述了調動工人、農民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的積極性問題。他常說，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群眾力量是一個基本問題，在科學限度內，再加上人民的積極性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當時正在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怎樣使社會經濟制度的過渡不影響生產和建設的發展？對此，在工業方面，周恩來強調不僅要調動國營企業工人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的積極性，也要調動私營企業裡的工人發展生產、建設國家的積極性。1953年9月8日，周恩來指出：“目前私營工商業的比重還不小，在工業中佔百分之四十二，在零售商業中佔百分之六十八，在私營工商業（不包括手工業和夫妻商店）中的工人和店員約有三百八十萬人（在國營工廠和商業中的工人和店員是四百二十萬人）。這是國家的一大財富，對國計民生還有很大的作用。”《周恩來經濟文選》第146—147頁。他認為工人不論在國營企業還是在私營企業中工作都一樣是光榮的。他提出私營工商業中的工人，應該像國營企業中的工人一樣，實行增產節約、勞動競賽、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成本、提高產品的數量質量等等，為發展生產、建設國家貢獻力量。在農業和手工業方面，周恩來強調不僅要發揮走上集體化、合作化道路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積極性，也要發揮個體農民和個體手工業者的積極性。1953年9月29日，他說，個體農業、手工業今天的作用還很大，不可忽視。“農業是大家很瞭解的，除了合作化以外，還有個體農業（單幹戶），不要忽視他們。中國的個體農業、手工業這種生產方式，增加產量還是可能的。個體農業可以深耕、細作、積肥、鋤草，增加產量”。同上書，第172頁。他認為合作化要堅持“自願兩利”原則，不能對農民和手工業者強迫命令，搞得“人叫、牛叫、豬叫”，不能影響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產積極性。
1956年4月，毛澤東以蘇聯的經驗為鑑戒，總結了我國的經驗，提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毛澤東認為調動國內的積極因素，“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毛澤東提出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其主旨就是要發揮工人、農民的積極性。對於工人，毛澤東認為“在無產階級政權下面，工人的政治覺悟和勞動積極性一直很高”，但“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這樣才能使工人的勞動積極性持久。對於農民，毛澤東說：“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我們對農民的政策不是蘇聯的那種政策，而是兼顧國家和農民的利益”。但是，“鑑於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係”。毛澤東：《論十大關係》。
此後，周恩來反覆宣傳、解釋、發揮毛澤東的上述觀點。他反覆指出，如果處理不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係，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係，工人、農民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生產和建設就不能順利地進行。“如果不關心人民的當前利益，要求人民過分地束緊褲帶，他們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還要降低水平，他們要購買的物品不能供應，那麼，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就不能很好地發揮，資金也不能積累，即使重工業發展起來也還得停下來。”《周恩來選集》下卷，第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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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知識分子的力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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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需要知識分子，建設尤其需要知識分子。
在黨和國家最高決策層中，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