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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是“因噎廢食”的愚蠢行為。他提出，大煤礦國家開辦，小煤窯合作社、私人都可以開，小鹽場也應該開放。他說：“主流是社會主義，小的給些自由，這樣可以幫助社會主義的發展。”“加入合作社的佔總數的百分之九十六，其餘的個體就讓他個體”。“每一行都可以來一點自由，搞一點私營”。他甚至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搞一點私營的，活一點有好處”。同上書，第151—350頁。
還必須指出，1955年12月以來，周恩來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速度上闡明反冒進的思想，是同他從社會主義改造的角度反冒進緊密相聯的，並且進一步拓寬了對社會主義改造不能急於求成的認識。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有什麼樣的生產力就要求有什麼樣的生產關係與之相適應。落後於生產力的生產關係，是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超越生產力的生產關係，同樣是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我黨提出的過渡時期“一化三改”的整體目標，正是對這一根本原理的自覺運用。在這一整體目標中，工業化是主體，對農業、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兩翼。主體沒有完成，兩翼不能超前發展。正如周恩來在1953年9月所強調的，“經濟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礎，而國家工業化又是實現經濟改造的關鍵”。1955年12月以來，周恩來仍然堅持這一基本觀點。他認為國家工業化還沒有實現，還有一段很長的路程，不能提出提早完成工業化的口號。在這種情況下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實現，難以達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他說：“如果沒有工業化，農業即使合作化了，也不鞏固。手工業也是如此”。這是對當時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急速發展的深刻而有力的批評。
透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一五”時期，周恩來是從實現“一化三改”整體目標上全面堅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的，如果只從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及其計劃、預算這一方面研究反冒進，是難以完整反映周恩來當時經濟思想的全貌的。“一五”時期，周恩來從“一化三改”兩個方面闡明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思想，深含著對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運動的科學理解，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尤其是他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的基點上對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急躁冒進傾向的批評，字裡行間閃耀著真理的光輝。雖然，1955年下半年以來，他的這一思想未能貫徹實行，但它卻是黨的十三大提出並被黨的十四大所堅持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先河。
*調動一切積極因素
1956年6月23日，周恩來說：“三大改造取得勝利，生產力又會更大發展，需要我們動員一切力量，一切積極因素，甚至把消極因素化為積極因素，發展生產、建設國家。”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發展生產，建設國家，這不僅是對毛澤東《論十大關係》中心思想的闡釋，而且是進一步的發揮和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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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傳達《論十大關係》講話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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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國原來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現在要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工業國家，這是一個很偉大而艱鉅的任務。毫無疑問，為了實現這個任務，無論在經濟方面或者財政方面，都是有很多困難的，我們決不能夠輕視這些困難。什麼是我們克服困難的道路呢？從最根本的方面說來，這就是要依靠我們全國人民同心協力，艱苦奮鬥。”《周恩來經濟文選》第201頁。簡言之就是要調動全國人民的積極性發展生產、建設國家。全國人民的積極性，不僅包括工人、農民的積極性，也包括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還包括民主黨派和民族資本家的積極性；從上下關係看，既包括中央的積極性，也包括地方的積極性；從民族關係看，既包括漢族的積極性，也包括少數民族的積極性。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後，毛澤東綜論十大關係，周恩來進一步闡述了以上思想，並且強調不僅要調動國內的積極因素，而且要調動國際的積極因素來發展生產、建設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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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動工人、農民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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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工農關係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關係。由於工人集中在城市，農民居住在鄉村，工農關係在地域上表現為城鄉關係。由於工人從事工業生產，農民從事農業生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