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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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對中國事務的關注，日本有了可乘之機，開始侵略中國。1914　年8　月，中國宣佈中立，但是日本政府對德宣戰後，派軍隊在中國領土上登陸，取代了德國在山東的地位，這一做法破壞了中國的中立地位。此後，日本又於19　巧年1　月8　日，秘密向袁世凱提出了5　款21　條要求。其中的第五款一系列要求意在透過設立日本顧問體系以控制中國政府及警務，壟斷中國的軍火貿易，參與中國軍備建設，以及福建省的開發建設。袁世凱故伎重演地將這些令人髮指的條款透露給外國報社，這迫使日本政府同意將第五款留待‘舊後協商”；但當日本方面的5　月7　日最後通碟日期將至時，他迫於壓力接受了前4　款的大多數要求。沒有一個列強站出來維持公義，儘管當時的英國大使認為‘舊本對待中國的行徑比德國對比利時的所作所為更加卑劣”。中日之間於19　巧年5　月25　日簽署的一系列條約體現了日本這些要求，這些條約確認了日本在山東和長久以來已被視為日本勢力範圍的南滿、東蒙的支配地位。此外，日本獲得承認在華中的漢冶萍工業基地享有特殊權益。很久以來，漢冶萍就一直被用做向日本貸款的擔保，連孫中山在1912　年也這樣做過。這些條約雖然從未經過任何一屆中國國會的批准，日本卻把它們視為向亞洲大陸擴張的特許狀。由一個代表著日本新興工業集團利益的內閣提出的21　條，其目的基本上是與經濟有關的。但21　條在中國產生的反響卻主要是政治上的，它們的無理要求激起了新一輪的民族主義情緒，中國各地發生了集會、罷工、抵制日貨運動，人們在報刊上紛紛發表強烈抗議。

衰世凱的皇帝夢

袁世凱當年在朝鮮發跡時就已聞名於世的反日立場在19　巧年為他贏得了全國範圍的支援。但是他統治中國的努力卻因當時意識形態領域的真空狀態而屢屢失誤：歷史久遠的儒家倫理教化和支援帝王統治的封建禮教制度已經不再有開發的潛力，而人民對於近代民治政府的信仰及這種政治制度，不論是黨派競爭、還是一黨獨裁，還尚未建立。既然當時中國社會缺乏一種明確的政治信念，袁世凱只能以一種近於“法家”傳統的權術政治手段進行統治。他連自己都不再相信，只知道凡是人都如梁啟超所說的一樣，“懼鋒刃而愛財貨”。這一政治信念的匾乏最好不過地體現在袁世凱復闢帝制的努力上。1915　年8　月他在幕後操縱，指使人發動了一場帝制運動。這個運動充斥了要求袁世凱當皇帝的團體、全國範圍的民眾請願、由選派出的代表一致透過的投票、舊式奏摺一樣的上書和其他一些伎倆。這一切只有一個意圖：勸袁世凱稱帝。為了對這些製造出的“民意”表一個態，袁世凱在一番恰到好處的推讓之後，於19　巧年12　月接受勸進，答應即皇帝位。他建元“洪憲”，以1916　年為元年。但這一切終成泡影。

他失敗的原因之一是將士離心。另外一個原因是日本政府的反對。日本發動了幾乎所有與中國簽約的列強反對袁世凱稱帝。中國國內軍界的反對加速了袁世凱政府的倒臺，這些反對情緒受了梁啟超等人的鼓動。曾經反對革命的梁啟超反對劇烈的社會變革，視歷史為不可逆轉的力量，此時則積極宣傳儲存中華民國的國運。他和他的一位湖南籍學生共謀反袁。此人時任雲南省都督，控制著袁世凱勢力鞭長莫及的地區。1915　年12　月25　日，雲南宣佈獨立。緊接著的6　個月裡發生的戰事有限，談判卻進行得密不透風。先後有8　個西南省份宣佈反袁，而袁世凱先是推遲登基大典，接著宣佈放棄稱帝，最後於1916　年6　月6　日憂懼而死。

其間其他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力量也協同起來反對帝制觀念。在中國，權利已不再被認為由非人格化的天所賦予和認可，或統制者透過一套災異說就可讓人民預設他的統治。相反，有一種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即這個國家的實際代表―　人民是歷史的積極創造者。在1919　年之前漫長的年月裡，天子作為一種傳統已經逐漸開始喪失他的作用。大命已經被民意所代替，被統治者的同意與否成了統治能否持續的關鍵。被理想化的“民”的概念浸透了新的民族主義者的思維：“民軍”、“國民黨”、“三民主義”等等即是例子。儘管只有少數上層人士而不是廣大民眾要求建立近代代議制度，強人政客袁世凱對這個代議制概念還是過於輕視了。從傳統觀念上審視，他失信於他的部屬，又怎麼能夠希望他們為他盡忠？

地緣政治力量也合力反對他。因為各個具有獨特地理、文化和行政制度的省份自從1850　年以來，相對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