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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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立性不斷加大。另外也存在著使歷代王朝勞心的氣候、經濟和政治上的差異，這些無法消除的差異造成了中國南北方不同集團利益和觀點的相左衝突。袁世凱死後，外國勢力阻礙了中國的統一，而其後任不間斷的爭奪權力的鬥爭把他們逼人絕境。首先，中央控制不了地方勢力在通商口岸古據的戰略資源，並且其權威得不到地方的認可；第二，帝國主義列強在他們的勢力範圍內具有極多的利益和強大的實力，這使他們能幾乎完全控制了整個省份；第三，五國財團內外的外國銀行可以用它們的生殺予奪來造就和瓦解中國的各屆政府；最後，來自國外的新思想和技術一狗範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和易卜生的個人主義到鐵甲的火車和腳踏車，所有這些都促成了中國正在進行著的文化革命程序和舊秩序的瓦解。

1916　年至1928　年間，中國被混戰不休的軍閥（或地方軍事首領）瓜分；這種情形在一些邊疆地區持續了更長的時間。這些軍閥實際上處在兩個時代之間。他們既不處於以往兩個王朝間的轉折期，只需一場“換湯不換藥”的變革能夠導致一個新王朝的誕生。但他們也不是懷有建立新秩序志向的近代化領導人。他們擴充並用近代武器裝備的陸軍，使用鐵路交通和內河汽船航運工具，能夠更容易地在他們的地盤上耀武揚威，但他們不可能創造出新的政體。革命黨人在1911　年有黨無兵，沒能掌握權力；如今的軍閥，有兵無黨，同樣地軟弱無力。他們不斷利用、濫用國會和口號正好說明他們缺乏充分的原則和制度。1913　年以來，軍備復興，黨派卻分崩離析。沒有人能夠將新興的軍事力量和新的政治組織結合起來。軍閥統治下中國的政府崩潰了，人民承受了深重的災難，中國社會在一個世紀的衰落之後到達了混亂的極點。

當年成百上千滿身勳章的指揮官們率領各自的軍團互相搏殺的歷史場面中具有某些典型特徵。首先，一名軍閥必須有強悍的個性、下屬和軍隊。他面臨的問題首先是訓練他們，贏得他們的忠心，然後是發給他們軍飽，供給他們裝備。為了做到這一點，他需要從一個大城市、一個省、一條商路、鐵路的收入那裡，從其他軍閥或外國勢力那裡得到支援。一個地區的地理環境可能給予他戰略上的優勢，但這個地區的人民只能向他提供軍糧和壯丁。這一點和在農民中得到支援的現代游擊戰爭“根據地”具有本質的不同。典型的軍閥部隊在當地人民中毫無基礎可言，他們徵稅並魚肉鄉里，無異災星，人民對他們敢怒而不敢言。當一支軍閥部隊開進一個新省份時，往往至少能暫時改善一下自己的處境。他們可以搶掠一空後開拔走人。

但是武力只有經過合法化後透過制度體現出來，才能真正產生政治效力。所以軍閥們力求獲得正式委任、確認官印和委任狀並動輒以“促進公益”和“愛國”的名義來美化其行為。簡言之，他們需要文人政客和文職政府的支援。割據混戰的軍閥並沒有其他統治方式來代替軍隊。這種平衡的改變，部分是由於中國傳統文職政府權威和價值觀的瓦解，同時軍閥部隊新的軍事技術能力、更大的機動性和更強的火力也未得到相應增長的新型政治體制的制衡。這當然已經成了近代世界史上的一個主題：物質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的發展速度超過了人民參政率的提高。從這方面來看，軍閥混戰並不像外國人所認為的是中國的舊傳統，而是一種近代化發展不平衡的產物：軍備增長速度超過了能夠控制它們的政治體制的發展規模。

最後，我們對軍閥本質的認識一直不很明確。一方面，軍閥們是如此貪心和卑劣，不時背信棄義地使用詭計，幾乎使人想起《　二國演義》　中“多智而近妖”的人物。但當舊的權力結構失去首腦，它的下層機構卻還繼續存在並努力在更高的層次上建立全國性的機構。軍閥們最終要達到的是政治目的，於是他們尋找各種制度上的認可來加強和擴張他們的權力。他們可以與國會和諮政會合作，甚至召開各省軍事首腦會議。由於他們缺乏從事近代政治活動的組織能力，互相爭鬥的軍閥們始終無法超越地方割據的層次。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承認中國國家的存在。在此期間，北京政府繼續對外行使外交職能並保留、維持了多項行政職能，無人打算改朝換代：時代已經變了。軍閥和軍閥之間、國會議員之間以及軍閥與政客之間的各種爭鬥經歷了各個階段的變化，但大勢所趨，國會不斷被削弱，而國家則日益分裂。起初，梁啟超和其他一些原來的“進步黨”成員組成了一個“研究系”，在總體＿上努力尋求與北京政府的合作，但遭到南方國民黨餘部的反對。隨著控制華北和華中12　省的北洋軍閥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