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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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的商業體制不論西方人做出何種外交努力都是依然故我。英使阿美士德（Amherst）　1816　年來華時受到更為草率的接待，而且不幸的是當時英國又正與中國的屬國尼泊爾交戰。阿美上德抵京後又被中方接待官員引見失次，結果未得覷見皇帝便被草草打發走了。

到1825　年為止，正當歐洲準備大規模進行擴張之際，西方與中國的交往還停留在17　世紀的水平，清代統治者在前代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國內統治制度，穩定了中央在伊犁、拉薩、加塔及廣州的對外關係之、當時歐洲甚至北美同中國已經有所接觸，但在頭3　個世紀裡，這些接觸並未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固有的生活方式。

第10章　中國在19　世紀時遭遇的入侵與叛亂

一、傳統中國對變革的反對

19　世紀中葉，中國、日本、越南和朝鮮都先後面臨西方列強的凌厲攻勢而不得不與之打更多的交道。英國曆史上輝煌的維多利亞時期給東亞帶來的只是幻滅與苦難。對於中國來說尤其是這樣，因為當西方列強叩門之時中華帝國已然外強中乾、臨近歷史迴圈的尾聲了。19　世紀時的中國，內憂外患接踵而來，苦難深重。這一歷史時期的研究者首先應該梳理這時中國國內的農民起義與西方列強入侵是如何交織在一起加速了封建王朝的滅亡的。這些內憂外患持續了整整一個世紀，並無時不互相產生著影響，無論如何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一個課題。

中國現代轉型的根本基礎是中國的傳統核心文化。中國長久以來一直是東亞文明的中心，中國人因此便具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傳統格局的惰性與頑固，以及物質和精神上的封閉自足，這一切都使得中國面對西方的挑戰時反應遲鈍、舉步維艱。當時日本國內正醞釀著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變革，作為對西方的部分回應，這種變革後來促成了日本全方位的政治、社會轉型。但在龐大的中華帝國中並未產生類似的轉型，其原因至今也仍然是學者們爭論不休的一個話題。

統治階級及其農業規劃

中國產生惰性的原因之一在於統治階級的世界觀或“自我心像”，這種世界觀或自我心像乃是廣大農民階級同朝廷統治之間的中介。明清兩代的統治階層事實上是由地主、商賈及文人士大夫這兒種型別的人構成，他們一起形成了鄉村市鎮的精英階層以及王朝統治在地方上的擁護者。

統治階級由於壟斷了文宇與高雅文化而與農民階級迥然有別。其力量來自於家族制度，事實上，上層階級正是由許許多多的大家巨族構成，它們想盡各種辦法來維護自身的地位與利益。族中長老負責管理族中財產、修撰家譜、在宗祠中主持祭祖儀式、救濟族中貧困成員及舉辦家塾，並且有權力懲治族中的不肖子弟以免驚動官府。為了維護本族利益，族人的婚事通常由家族出面撮合包辦，當事人反而無權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當然，有時同族之中富家亦會與貧窮但有才華的人聯姻，這有助於下層人士透過努力奮鬥到較高地位。但分割家產和田地在人口增長時期也會導致家庭逐漸走向貧困。大體說來，地方精英階層中存在的種種親戚關係有助於家族的維繫與發展，族內貧窮但才能出眾的人亦可獲得出人頭第的機會。

這是一種農業型、內斂型的模式而非城市型、擴張型的模式。儒家歷來重農抑商，“知足常樂”是中國人常說的一句老話。按此，一個人理應滿足於他的土地，並遵循道家“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生活。

地方上的精英階層主要依靠其田產生活，並且將科舉考試作為進身之階，因此這種帶有田園風味和懷舊色彩的世界觀在中國一直盛行不衰。儒家標榜“修身”；　尤其強調透過研習儒家經典成為君子，並透過科舉獲取功名步入仕途。甚至一些有錢人亦可捐買功名，因此科舉制度受到廣泛的支援，“學而優則仕”的理想深人人心。獲得功名但不足以擔任官職的低層縉紳階級包括兩類人物，其中大部分為獲得秀才功名的真正學者，但也有1/3左右的人是捐班監生。和前代一樣，時人透過世襲或賞賜也能獲得功名。到了1800　年，這一階層的人數約有100　多萬，往往從中產生出上層縉紳或高階官僚。至於上層階級則由獲得舉人以上功名者或官員構成，人數約有十二三萬，他們往往享有一定的特權。這樣，科舉制度便具有一定的彈性，一些富人可以捐錢步入仕途，但主流仍是真正的學子，而且後者往往也古據了高層的職位。這反過來又確保了正統觀念的統治地位。

中國前現代時期的經濟

中西交往最初始於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