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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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早在中西形成外交關係、西方觀念輸入中國之前，貿易便成為中西交往的重要環竹了二但是中國的經濟，就像中國的統治階級一樣，面對西方的攻勢反應不夠靈敏。這是因為，中國的經濟規模較大而民能夠自給自足。在舊世紀早期中國約有3　億農業人日，古當時全國人日的4　/　5　，中國農民的生產資料主要是他們的土地，透過祖祖輩輩的勞動，如圍田、修堤、打井、挖渠，生產也得到緩慢的發展二這種農莊經濟需要先期投人大量的勞動和勞動力來維持其運轉。其他型別的生產資料，如牛馬等馱獸、勞動工具、住宅、糧倉等等，大都難敷生產之需。由於技術陳舊落後，可以開發的自然資源也很匿乏。不過另一方面，中國的人力資源卻很豐富，18　世紀人口的飛躍發展，大大增加了人口中青壯年的比例，這就導致了勞力甚至是熟練勞力過剩但土地、資本缺乏這一現象的發生。當時既乏節省勞力的技術革新，也缺少這種革新的動力。所謂“勞心者”和“勞力者”之間經徑渭分明的對壘即阻礙了技術的發展農民和藝人大多都不識字，而文人學者卻又很少會考慮到農商生產方面的實際問題。

在商業上　，各地的貿易活動集中在一些市鎮進行，這種市鎮每省都有好幾十個。市集大約每三、四天舉行一次．附近一日路程之內的村莊都用家畜、手推車、扁擔．或燦板將貨物運到市集。小商小販亦在此販賣鹽、鐵、紙、紡織品、陶器、茶葉及手工藝品等貨物。

在這種蛛網狀的市集形式上還有一種地區間的貿易集市，主要從事銅、瓷器、皮毛、絲綢和木材的生意。中國的國內貿易形成了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型市場。廣洲與西歐的貿易不過是其中一個小小的變種罷了。

地區間的貿易活動主要依靠便利的水利交通。像茶磚即是從長江、漢水運到北方，再經駝隊運往蒙古和俄羅斯的。華北和長江三角洲地區亦透過大運河或海運互通有無。如福建的茶葉和安徽的絲綢經贛江運往廣州，四川的貨物沿長江而下，寧波等地的貨物可用舶板一直運到滿洲，而廈門的貨物則運往東南亞地區，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運輸網路系統。這也是西方人打進中國市場的一個原因，因為西方人使用的汽輪可以更好地利用中國的水上交通網路，並很快就使中國的傳統貨運方式得以改觀。

另一方面，西方的影響並未使中國的國內經濟格局迅速得以改觀。像茶葉和絲綢等出口商品仍屬勞動密集型產品，不易受到現代化的影響。各地對進口商品的需求與發展貿易所需的資本也受到極大的限制。當時信貸制度尚未出現，商業事務中主要使用銅錢和銀錠。商人受制於官府，他們或者尋求官吏的保護，或者自己捐買功名，因而中國的商人更像政府專賣事業的稅吏而非具有冒險精神和事業心的投資者。

19　世紀早期的中國政府對當時國內的經濟發展也未起到應有的宏觀指導作用。國家的正統思想並不強調經濟發展，也不注重積累新的財富，簡言之，只注重“節流”而不鼓勵“開源”。統治者認為每年的貿易成交額是固定的，對進口貨物和出口貨物都徵收同樣的稅款，絲毫沒有透過出口來增加國家財富的商業意識，同時官方的專賣制度與特許買賣制度也限制了商業競爭的發展。

總之，1800　年前後的中國經濟與歐洲經濟相比，不但處於不同的發展階段，而且其結構和執行狀況亦有極大的差別。首先，中國自視為（事實上也確實是）一個相對自給自足的經濟實體。國內外的貿易既未受到官方的鼓勵，也未被課以重稅。其次，當時中國的科學技術尚未像西方那樣形成制度，技術創新一向遭到忽視。第三，中華帝國由於缺乏發展外貿和革新技術的動力，政府亦隨時準備對任何新興高利潤商業事業實行壟斷或課以重稅，因此英國工業化時期的那種開拓精神就不可能在中國出現。除非受到官府的庇護，否則資本積累在中國也很難實行，像法制保障、投資市場以及合資企業等西方經濟因素在中國亦盡付側如。最後一點，中國在灌溉、種稻、運輸、手工業等所有活動中均使用大量人力，這大大節省了資源，但不利於技術的革新，而人口的增長則吞食了生產發展帶來的成果。總之，生產僅夠消費之用，在這一迴圈過程中，人民僅可勉強維持生計，根本無暇顧及儲蓄或投資。

政府的惰性

清朝政府面對外界刺激亦未做出應有的回應，這首先是因為清代各級政府秩序森然，官員已養成循規蹈矩的心態。通常一名縣官負責管理方圓300　英里之內的二三十萬百姓，即所謂“七品芝麻官”，因此，他根本不敢得罪當地縉紳，也不可能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