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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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半）具體執行。

雍正帝勤於政事，每天都要批閱大量的奏摺。乾隆在位時（1736　一1795　年）亦大抵如此。當時有位大學士曾在日記中寫道：“內閣中的十多餘同事，每五六天值一同早班都感到勞累不堪，而皇帝竟天天如此！〃

國家與文化的統一

承襲前代的統治機制，同時屏入滿人統治的因素，這只是滿清維持其統治的基本條件，維持其統治還須透過利一舉吸收漢族知識分子的統治人才。這種層層遴選的制度淘汰去不合格或非正統的人員一清代縣一級的考試每3　年舉行兩次，每次錄取人約2　。　5　萬名秀才。省一級的鄉試悔3　年舉行一次，每次錄取l400名左右的舉人，而參加京城一級的會試和殿試並得中進士者不過200　多人二這時他們大多已經年過30　，均為各地的精英，往往派到各縣做官而步人仕途。

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他透過這一儀式扮演了一種“聖人一教師”的角色而獲得眾多“天子門生”的效忠。士子一旦入仕，就會視皇帝為道德的楷模、學術和藝術的恩主，所以對於滿清最高統治者而言，真正的考驗為他們是否能勝任這一角色，從而使國家和文化在“天子”的統治下保持統一。統治中國不僅需要政治和軍事上的手腕，同樣還需要文化上的領導能力。

康熙（l661…1722年在位）便是這樣一個例子。他7　歲繼位，13　歲時親政。他27　歲時平定了三藩的叛亂。他曾親征蒙古，並大力發揚本民族的尚武傳統，在熱河修建了行宮。作為最高統治者，他曾6　次巡幸漢族士大夫的根據地―　江南一帶。在這幾次南巡中他主要關心的是淮河和黃河的水患問題及運河運糧的問題。他在1670　年頒佈了16　條道德訓教，即所謂《　聖祖聖諭》　，地方官員及士紳每半月就要宣講一次以指導百姓的言行舉止。

康熙與漢族士大夫階層關係很好，這有助於他取得意識形態領域內的勝利）康熙本人精通儒家經典，對文學有濃厚的興趣。當時許多漢族知識分子都拒絕與滿清政府合作，但康熙於1679　年開設了明史館，網羅了152　名大學者編撰明史。另外他還開設博學鴻詞科，在宮中收羅了一大批漢族學者和書畫家為皇家服務。康熙在位期間還令人編纂了《　康熙字典》　、《　朱子全書》　、《　古今圖書整合》　（後者遠比《　大不列顛百科全書》　更加捲帆浩繁，有5000卷之多）等書。這樣，這位滿洲皇帝也和明代皇帝一樣，成了文化學術的熱情贊助者和保護人。管理全國各地的百姓不僅需要刑罰威懾，同時也需要文化懷柔和道德訓誡。清代全國各地都設有官倉以備荒年販災之用；國子監和各地學堂則傳授儒家經典；年高有德者可以得到官方的族表嘉獎，地方神靈一併得到官方的祭祀，《　聖祖聖諭》　也有專人負責向百姓宣講。清代統治是儒法參用的，裡甲制即是一例。這項制度草創於秦代，從漢、北魏、唐到宋一直沿用，儘管稱法不同，實質則始終如一二如宋代的保甲法，就是與靜態的大陸農業社會極為適應的一套政策。明代也襲用了這一做法，並鼓勵鄰里之間互相監視和告發。保甲法在清代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當時規定，每100　戶為一甲，10　甲為一保。甲長和保長由村民推選，縉紳不得擔任此職，而當選者須負責傳達公事、登記人口　、核對各家門牌等。這並不是“自治機關”，而是由官方規定的一種非官方機構。透過保甲制度，政府和地方縉紳把家庭變成了警察組織：

三、中華帝國晚期的文化

學術研究：樸學

17　世紀中國學者所面對的一個重大事實是：明朝漢族統治的滅亡及異族對中原的統治：由明人清的100　年中產生了許多道德問題，像如何依靠儒家信條來防止晚明宦官的專權，明亡後是否應效忠新朝等等。晚明學者大都崇尚唐朝而抵斥蒙元，面對滿清統治的現實感到難以接受他們堅決認為，“化外之民”不可能勝任中原的統治者。有些則堅決效忠前明誓不仕清。他們認為歷史上的異族入侵都是內政不修造成的，於是他們轉向研究前明的“德衰”（他們認為這是明之所以滅亡的惟一原因）是如何給“蠻族”入侵者造成可乘之機的。顧炎武（1613　一1682　年）即為其中的一名代表。他曾致力於反清事業，數度為仇家逼害，約1650　年後遍遊中原名山大川，雖在旅途中亦著書不輟。他在遊歷華北時親身目睹了農業、商業、錢莊業乃至工礦業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他思索的結果，便是《　日知錄》　、《　天下郡國利病書》　等著作。 顧炎武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