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與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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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為清廷服務，而是將精力放在深入研究明朝滅亡原因的寫作上。他對宋明理學提出了批判，同時也抨擊王陽明一派的“心學”思想。他正確地指出，王氏的“心學”主張已然背離儒經而漸入禪道。他對八股制藝也大加鞭撻，認為這束縛了中國人的思想，使得國人在面對異族的入侵時只知空談而一籌莫展。顧氏認為“八股”之為烈甚至超過秦始皇的焚書之舉。

為挽救上林，顧氏提出“經世致用”的口號。但他對“宋學”的批判並不意味著反對儒家的經典。相反，顧炎武是清代“漢學”的奠基者，主張以宋以前的古籍為標準研究傳統文化，認為漢儒去孔孟不遠，他們的著作更近聖人本義而無理學的攙雜。“宋學”則受到顧氏等人的批判，儘管其地位一時難以動搖，但清代學界的創新思想卻大都是來自樸學（漢學）學者。

樸學學者注重歸納方法的使用及名物的訓話考據，主張原典實證。這套方法首先應用於音韻之學，後推廣至文字學、詞源學及考據學等研究領域。這種“考據之學”大大拓寬了古典學術研究的視野。確實，這種方法有助於辨別古籍的真偽。如一位學者，在精研《　尚書》　30　年後，透過考據的方法，得出《　古文尚書》　系偽經的可信結論。這樣，漢學經過顧炎武等眾多學者之手，在清朝成為批判研究中國古籍的一門顯學。

有人認為樸學反映了中國前現代時期科學研究方法的發展，但所謂“科學研究方法”只限於文學研究，並不涉及自然科學與技術。中國許多樸素的科技發明和發現大多來自於熱愛自然界的道學而非孔門學者。中國對自然萬物認識的萌芽，從未像西方現代科學那樣有意識地予以條理化和制度化。清代學者仍舊只限於書本研究而與實驗等實際操作無緣。

清代對理學思想的重新評估在當時的主流思想界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例如，戴震（1723　一1777　年）曾批判朱熹的“理”、“氣”二元論。宋儒由於受到釋老二氏的影響，將“理”視為先天存在的起決定作用的超驗實體，對此戴震針鋒相對地提出，“理”是萬物的內在結構，強調“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後理得”。認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用“理存於欲”的命題反擊了理學家所謂“去人慾，存天理”的說教。僅僅兒句話無法全面介紹戴氏的思想，不過有一點很清楚，即像戴震這樣自成體系的思想家修正了“宋學”，但他並未推翻“宋學”。樸學家的貢獻其實仍未跳出傳統的藩籬。

官方對學術的控制

18　世紀時的大多數學術研究是在朝廷的控制下進行的。雍正帝曾興建大量學術機構以吸引學者，乾隆在60　餘年的漫長統治生涯中，命人編撰了57　部大型圖書，清代的學術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依賴於政府、例如，戴震出身布商家庭，本人靠在權門坐館教書為生。他在1773　年被乾隆任命為《　四庫全書》的主編之一。該書廣收前代書籍，分經、史、子、集四部，用1　。　5　萬名抄手費近20　年之功才‘抄寫告成。《　四庫全書》　起初以《　永樂大典》　為藍本，但實際為3　。　6　萬餘冊，遠遠超過前者的11095　冊：全書共繕寫了七部，《　四庫全書總日提要》　對其中的全部著作做了介紹和評價。

在編撰《　四庫全書》　的十多年中，清廷篡改、銷燬了反清或誹謗前代異族政權的著作在這場浩劫中，共有2300　部書被列為禁書，還有350　部亦被禁印，這些書的作者也都受到廠迫害，甚至連碑文中的姓名也被挖掉。當時的“檢察官”說，書中雖無大逆之言，然多有沽名之談，焚之可也。又如，當時某人編寫詞典時不慎犯了孔子和皇帝的聖諱，一家22　日全被押往京師問罪，他本人被斬首，兩個兒子及3　個孫子則發賣為奴。

充滿文化情趣的生活

為了羅致知識分子，清政府主要依靠的是縉紳階層。在文化領域內，平民百姓並無多少露面機會。對他們而言，道教和佛教思想仍是他們對宇宙萬物看法的來源，而他們關注的中心仍不外是家長裡短一類的事情。我們對“地主”已有不少了解，他們往往出身書香門第，居住在城市中，有辦法也有閒暇來賞玩林泉、古董或習字作畫。他們還常常閱讀小說，或去戲樓觀劇。明代景德鎮的青花瓷器及清代的鬥彩瓷器自然遠在風靡歐洲之前就為中國文人雅士所珍玩。這些入侵潤在中國偉大的文化傳統之中，無不精於古董的收藏和鑑別。這是他們所受教育的自然結果。他們充滿了人文理想，一心沉灑於傳統的價值觀之中。

這種充滿文化情趣的生活，主要集中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