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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德國的“勢力範圍”則在山東。各個範圍都由中立區劃分開來，包括租借地和以主要港口為中心而修建的鐵路但英國與法國一也競相打通中國西南門戶，以便從了“東沿西江而上進行貿易，同時展開了修建緬甸鐵路的竟爭（1897 年2 月）。另外，透過一個利益均沽的協定（即中國不得向任何其他國家割讓英國所古地區）； 英國控制了整個長江流域。〕 這是上海的整個腹地，古據了中國市場的半壁江山。英國還獲得了修建2800 英里鐵路的特權，大致相當於法國（420 英里）、俄國（1530 英里）以及比利時（650 英里）三國在華修建鐵路的總長。此外，英國還租借了旅大港對面的的威海衛作為海軍基地，同時英國在香港附近大陸上的租借地也擴大了8 倍。英國保留由其發端的條約體系，一方面要保證在西南和東北依照條約開放更多的港口，一方面要求中國承諾：只要英國在中國的貿易份額最大，海關總監一職就由英國人但任。但結果英國在中國的勢力反倒削弱了，這是由於英國拿到了“補償”，這就等於肯定了其他國家在雲南、山東和滿洲的特殊地位，而這同英國在那裡的利益是相互對立的。
1898 年瓜分狂潮的後果最明顯地體現在政局上。這股浪潮標誌著更為險惡的條約制度新階段的開始，因為劃分“勢力範圍”顯系列強為使中國成為各國名正言順的殖民地所做的鋪墊。此時以英國為首的各貿易國已經控制了中國的外貿、關稅及內河航運。同時，俄國和法國不斷挺進，透過新建鐵路、礦山、工廠和海港進而控制整個省份。山東和滿洲的租借地和鐵路沿線由外國人來管理和警衛而因之成為半殖民地，這與舊式條約制度中的租借港口等規定相比，對中國領土的完整影響更大，也更具危害性。總之，帝國主義侵略使清政府面臨著亡國之禍，這一危局直接引發了改良運動、義和團起義。
五、維新運動
1894 年中國戰敗後，反對現代化的保守派對此感到極為震驚。這些人未曾親身參戰，對結局甚感詫異，於是猛烈抨擊李鴻章賣國，同時也激烈反對議和。當時再戰的呼聲甚高，20 天之內，朝廷就收到了約有2500 人簽名的130 份奏章。這是史無前例的愛國熱情大爆發。這些奏章強調指出，賠款是政府收人的三倍，賠款使帝國負債於外強，而其他條件也使國威掃地、削弱國家力量乃至於亡國。當時群情激奮，來自廣東的激進改革者康有為帶領1200 餘名進京參加會試者於1895 年10 月2 日呈上了“萬言書”，這就是“公車上書”，“萬言書”中呼籲朝廷拒絕和議繼續參戰，遷都內地以贏得時間，同時全面進行改革。這宣佈了維新運動的開始。此後4 年中帝國主義者的要求變得日益露骨，因此這場運動吸引了士大夫階層的注意。
中國戰敗後國門大開。外國勢力開始“瓜分中國”； 大清帝國處於任人宰割的地位，而統治階級則試圖透過一種有別於“自強”的“改制”以挽救傳統的國家與文化。維新運動是一種制度上的革新，因為在這場運動中在野的文人士紳也可以議論朝政，這同清朝的祖制是相違背的。早在1652 年，清朝統治者就意識到了晚明黨禍是怎樣削弱了明朝，於是下令禁止獲得功名的人議論國政或結黨營私。雍正帝和乾隆帝將所有對待政令有欠公允的官員團體都斥為自私自利之“黨”，要求每個官員都要忠於王室，以君王的好惡為一己的好惡。儘管在19 世紀時，議政受到了一定限制，但公車上書這一舉動卻幾乎史無前例。由士子縉紳們組成的政治團體“學會”的興起，則顯示出了更大的革命性。其中最有名者為1895 年8 、9 月間在北京成立的“強學會”。該學會的分支機構及其他類似社團馬上在上海等重要城市紛紛成立。這些社團受到了改革派高官如張之洞、袁世凱等人的經濟資助。士子們一旦涉人政治就馬上拿起筆來。學會開始出版報紙和期刊。康有為的學生梁啟超於1895 年8 月起為強學會編輯日報，起初借用了一份傳教士所辦月刊的名字（《 萬國公報）》 並從中翻譯了許多文章。當時尚年輕的梁啟超還一度協助過屬意革新的傳教士李提摩太。維新運動開始成立小組、舉辦會議討論、積極發行報刊，這與傳教士的做法如出一轍。隨著教育的普及，文人士子階層之外的大眾也加人到政治生活之中來了。
改良思想
士子們自幼接受滲透整個社會的儒家學說的教育和薰陶，對他們而言，要變革，首先要變革思想。改良理淪的發展歷經了兩代，進展極為緩慢。其先驅為欽差大臣林則徐。林則徐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