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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他們知道報紙上會怎麼說，評論可能要多差有多差。有篇評論指出，這是一個把華爾街的工作經歷與百老匯戲劇形式糅合起來的含糊不清的作品，然而也有一篇稱讚的報道——很奇怪，這篇文章恰恰刊登在主編是阿瑟·布里斯班的《紐約晚報》（New York Evening Journal）上。
簡而言之，劇本製作慘敗，戲上演了一週，觀眾稀少。斯坦曼本來打算實施各種計劃來挽救，如發免費入場券使劇場客滿，再加演一段時間，希望形勢會扭轉。他還建議我變動一下劇本內容，加些粗話，他認為這樣會吸引觀眾。他還要我拿出一半資金支撐下去，我對他的主意沒興趣，謝絕了。一週結束時，這個戲從舞臺演出安排表上撤下來，演員只拿到微薄的報酬。舞臺佈景返銷給設計者，獲得了一點收入。因各種帳單要付，沒有錢剩下來分給資助人。《小蓬巴杜》的演出完全失敗了。
戲真的這麼糟嗎？我是如何想的呢？當時我肯定認為它相當好，許多其他有關人員也這麼認為。無疑，其中的內容有一部分挺不錯，一些場景也可以，還有許多詼諧的臺詞。但是，30年後我再看該劇本時，已不敢妄下定論。可能這個戲按百老匯標準來說不夠好，因而註定了它的失敗。
我記得哈里·戴爾夫無奈地洩氣地搖著頭，傷心而不是生氣地對我說：“本，你不該告訴他們你在華爾街工作，那句話太有害了。”此後一年左右時間裡，哈里盡力想把這個劇本推薦給好萊塢，我想他拒絕了回報很少的交易，所以什麼結果也沒有。後來幾年裡我再也沒有看見他。總的來說，他是個很好的傢伙，在這件事上做得不賴。（至少從中獲得了250美元。他極其機靈，沒有在這種冒風險的事業上投資過一分錢。）
報上刊出劇評之後的一天，我收到一份惡毒的評論的影印件，上面還亂塗著“哈，哈！”的字樣。別的什麼也沒有。很明顯我不是沒有仇敵。但我也收到幾份報上刊登的令人鼓舞的評論的影印件和一些明顯沒有讀過其他評論的朋友的祝賀信。我對好朋友塔辛教授說，這次挫折使我十分灰心喪氣。他感到我不該如此消沉：“本，你怎麼能僅僅因為這個戲不成功就那麼說呢？看看我，我用了一生的光陰演戲、寫作、教書，我寫了6個劇本，自己花錢出版。我最大的志向是使其中的一個劇本由專業演員上演，但這個抱負從未實現過。現在看看你，你寫了第一個劇本（那不完全正確），已讓人制作了兩次，第二次還是在百老匯上演的。我說這是成功，而不是失敗。”我確信親愛的阿爾傑農說出了他的心裡話。
在既是律師又是專業會計的好朋友索爾·拉維的鼓勵下，我又寫了一個劇本。他認為我是寫一部與華爾街有關的劇本的理想人選，我的這個劇本名叫《憤怒的洪水》（劇名來源於《尤利西斯·凱撒》。我首先想把故事安排在經濟大危機（如1928—1933年）發生前不久和發生時的數年時間裡，但是我覺得那幾年發生的事情太極端，以致使劇中人物的性格令人難以理解，因此我把1918—1919年的投機和1920—1921年的熊市作為劇本背景。早些年在NH＆L工作時我曾相當仔細地觀察過幾個人，我把他們寫入劇本中。男主角當然是我年輕時的化身，他靠做了一些不同於其他人的事情成功地渡過了大危機，但劇中沒有發生什麼大事，最後以主人公向塔莉和梅爾波米尼的求婚失敗而告終。
那以後，我繼續熱中於戲劇，但不再作為參與者。1936年，老朋友阿赫·約翰遜主管下的“新社會研究院”開辦了它的“流亡大學”，給那些逃離希特勒德國的傑出教授提供教學職位。大規模籌集資金的活動開始了。首先舉辦了一次數百人參加的盛大晚宴，客人的席位按職業或職務來指定。使我吃驚的是，我發現自己坐在“戲劇界”一桌，我不但覺得有趣，更感到高興，因為該桌上的其他人有喬治·格什溫、埃德伍德·G·魯賓遜、薩姆·賈菲。不用說，實際上我默不作聲，僅僅洗耳恭聽。起初話題圍繞《波傑和貝斯》展開，然後談論到排演。格什溫談到繪畫是他的業餘愛好。魯賓遜則談及他的藝術收藏品將成為美國最有價值的東西。我忘了薩姆·賈菲說些什麼，但記得我為他在《李爾王》中的表演向他表示祝賀，這部戲我在社會研究院的劇場裡看過。
可惜，喬治·格什溫不久在他的藝術鼎盛期去世了。許多年後，別人在東京帝國飯店把我介紹給魯賓遜時，我說特別高興再見到他。因為許多人把我誤認作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有一次我在第5大街的紅十字總部獻血。有關埃德伍德用化名出現在那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