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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從嘉靖時期中國正史“二十一史”之說正式形成就能看出來。說明，在明代中期有關遼宋金“各與正統”的問題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而試圖否認遼金正統一派的觀點並未為主流正統觀念所採納，以官方為代表的主流觀點仍然承認遼宋金“各與正統”的地位。
明朝後期，雖然仍然有人試圖否認遼宋金“各與正統”地位，但由於嘉靖和萬曆時期印行的包括《遼史》和《金史》在內的“二十一史”，深受社會各階層人士的重視和歡迎，“二十一史”開始成為一個專有名詞迅速為社會各階層人士所接受並迅速傳播開來，遼宋金“各與正統”的思想認識已為大多數人所接受。
據史書記載，“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年）七月，南京國子監刊修二十一史成”，嘉靖十四年（1535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費採即在其“條奏太學事宜六條”中請求朝廷“將修完二十一史分給六館以備諸生講習。”此後，“二十一史”被列於學官，成為國子學諸生以及士人的必讀之書。此後，“二十一史”在社會上的地位及其影響越來越大。皇帝為了學習歷史上的治國經驗，很重視“二十一史”的學習，史稱崇禎皇帝“英敏篤學，諸經史畢覽。書經大全、春秋、性理大全、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寶訓、帝鑑圖說、廿一史等書，皆命司禮監提督，又將經廠印貯之書查進備覽”。明朝皇帝除了自己注意學習“二十一史”以外，還希望社會各階層人士都學習“二十一史”，尤其是那些親王重臣，希望他們學習歷史上的治國經驗以及應該如何做好一個大臣等等，因此，明朝皇帝常常將“二十一史”贈送給親王重臣，讓他們認真學習“二十一史”等等。如，崇禎八年（1635年），崇禎皇帝就曾“賜唐王《祖訓》、《會典》、《五經》、《四書》、《二十一史》、《通鑑綱目》、《忠經》、《孝經》”，讓唐王認真學習《二十一史》等書。
在皇帝的倡導下，“二十一史”的信譽在社會上急劇飆升，學習“二十一史”逐漸成為社會風尚，何良俊“二十年惟閉門讀書，雖二十一代全史亦皆涉獵兩遍”。蔣德璟“其談古事則述二十一史如黃河瀉水”，成為人們學習“二十一史”的典範；曹學佺“旁通天文、禪說、字說、語錄、二十一史”，也受到人們的青睞；陳際泰“嘗黙二十一史，不三月而成”，成為學習“二十一史”記誦超群的智慧象徵。不懂“二十一史”則成為不學無術的代名詞。於是，形成了“士大夫遂家有其書，歷代之事蹟粲然於人間”的局面，就連諸士奇在清兵入關、倉惶逃亡日本之時，也沒有忘記帶上“二十一史”，足見人們對“二十一史”的重視。
明代自從嘉靖印行“二十一史”以後，不僅國內形成了學習“二十一史”的熱潮，就連日本、安南等國也十分珍視“二十一史”。史書記載，“日本自寬永享國三十餘年，母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日久。其人多好詩書、法帖、名畫、古奇器、二十一史、十三經。”說明“二十一史”在日本很受重視。明末清初思想家朱之瑜在清兵入關之際，“不甘剃髮從虜”，客居安南，曾和一位只會寫漢字不會說漢話“不知是何官職”的知識分子討論古文義理，期間，朱之瑜曾“問雲‘尊府古書多否’？答曰：‘少少足備觀覽’。餘問《通鑑綱目》、《前後漢》、《二十一史》、《史記》、《文獻通考》、《紀事本末》、《潛確類書》、《焚書》、《藏書》及《古文奇賞》、《鴻藻》等書，答雲：‘俱有，惟《鴻藻》無有’。”說明，“二十一史”在安南也比較流行。
明朝確實有有識之士意識到把遼金史的正統性認定下來，在邊患日益嚴重的情況下，對整個國家意識形態帶來的巨大隱患，試圖“顛覆宋遼金三史的正統體系”，主張重修《宋史》，否認遼金的正統地位，但他們的主張和建議並未得到朝廷的支援，他們主張重修宋史的活動雖然轟轟烈烈，均屬於私人修史性質，說明朝廷的主流士人、官員以至皇帝不贊成“顛覆宋遼金三史的正統體系”。到了明朝中期，試圖“顛覆宋遼金三史的正統體系”形成**之時，明廷並沒有受這些試圖否認遼金正統地位思潮所左右，仍然承認“宋遼金三史的正統體系”，並進而將遼金二史列入中國正史序列之中，正式形成中國正史“二十一史”之說，明確地表明瞭明廷贊成遼宋金“各與正統”地位的態度。
在明朝政府主張的“二十一史”之說形成以後，很快為社會各階層人士所接受並迅速傳播開來，一些士人不但認真學習和研究“二十一史”，而且用“二十一史”做為自己著作的名稱，說明“二十一史”之說包括遼宋金“各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