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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紀初成立時是美國通用電器公司與兩家日本企業的合作企業，即東京電器與芝浦電器（三菱集團的企業）。
日本在19世紀70年代工業成品的進口是壓倒性的（成品佔所有進口貨物的91％，大多是紡織品），同時也是農產品的出口國（包括生絲，佔所有出口貨物的42％）。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即明治時代結束不久後，這形勢得以扭轉。至此階段，超過半數以上的進口貨物是農產品，而90％左右的出口貨物是工業成品（紡織品佔約半數）。日本促進棉紡織業來取代進口紡織品的手段非常成功，至明治時代結束時日本已能夠出口棉紡織品，即使日本生產的棉花品質差且棉花原料必須進口。日本已成為一個工業加工國家。
明治時代末期，重工業也蓬勃發展，原因之一是為了配合日本的軍事。戰略上重要的造船業在明治最後約15年獲得大力的提升。從19世紀90年代中期起，政府提供高額津貼，鼓勵購買日本製鋼鐵船。在這15年期間，航運業與造船業獲得的政府津貼佔所有政府津貼的75％。跟紡織業一樣十分依賴進口原料的鋼鐵工業，因政府1901年在北九州設立八幡制鐵所而被大力提升。直至20世紀30年代，該工廠的生產量佔全國鋼鐵總產量的半數以上。
政府在整個明治時期在經濟上扮演重要的指導角色，發展並維持與企業界的關係，提供協助給政府支援的領域與政府支援的公司。明治時代如同今日日本一樣，政府指導角色的確切性質都是激辯的主題。
較流行的模式之一是查摩斯·強生（Chalmers Johnson）所描述的“發展國家“模式。他特別將此模式適用於昭和日本，但認為其起源是在明治時代。這“計劃…理性”的模式把國家視為建設性地干涉經濟，不讓經濟聽任市場力量的支配，以便以適合於國家利益的方式指導與發展經濟。對比之下，Penelope Francks對政府不想單單依賴市場力量表示認同，但她感覺國家參與的建設性被誇大了，而經濟發展未如“發展國家”模式所提出的那樣有計劃。她認為，政府的干預並非事先計劃的，而是遭遇情況的臨時反應。
政府的指導不總是特別有幫助，因為政府當然會犯錯且不總是首尾一貫的。雖然政府有目標，達到目標之路往往一點兒也不平穩。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政府不願把經濟發展完全交給市場力量。今日的日本政府也仍然如此。
第七節 一個時代的結束
1912年7月30日，睦仁天皇死於糖尿病。日本的“現代神話”讓天皇在國家的興隆上扮演核心角色，但他個人實際參與了多少這一時代的偉業是令人懷疑的。
從大約1890年之後睦仁天皇很少公開旅行，即使從這時起新的以天皇為中心的思想受到特別強有力的提倡。他退出公眾生活的一個原因可能是由於其有點兒平民化且令人困窘的個人習慣所致。
但全國民眾把他當作一個時代的象徵來哀悼他的逝世。9月13日，他的葬禮那天，乃木希典將軍（1849～1912）甚至依照被理想化的武士殉死傳統切腹自殺，其妻靜子（1858～1912）也追隨她的主人自殺，殉死被禁止已有一些時候，有些人批評乃木的行為是不符合這個時代的，但一般民眾為他表現的武士精神而受到感動。如小說家田山花袋（1872～1930）在其回憶錄中所評論的，那是與那些在戰鬥中犧牲以協助日本成為國際大國的人所表現的精神是一樣的精神。
明治天皇或明治時代的偉業都不無保留地受到所有人稱讚。批評天皇是叛國罪，最高可判死刑，因此批評天皇個人很罕見，但偶爾發生。1904年日俄戰爭時，女詩人與謝野晶子（1878～1942）發表了一首著名的詩《你不要死去》，批評天皇怯懦，不親自上前線。
大多數批評不是針對天皇個人，但對在其名義下所完成的事情表示保留。明治時代最有名的小說家夏目漱石（1867～1916）覺得西化產生一種冷酷的自我主義型別，並製造出寂寞的個人。他也認為變革速度太快，無法適當地加以吸收消化。在1909年當日本處於國際聲望的頂峰狀態時，他發表《以後》（それから）一書指出：
看看日本……她試圖擠進列強行列之中……她像一隻想長成跟母牛一樣大的青蛙。當然，不久她會破裂。這鬥爭影響你我以及每一個人。由於跟西方國家競爭的壓力，日本人沒時間放輕鬆……難怪他們都是神經病患……他們只想到自己與他們的眼前的需要。看看日本全國，你不會找到充滿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