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小史

第28部分 (第3/4頁)

為帝國主義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向美國學習很多東西（顯然沒什麼選擇餘地），但日本超越強制性的課程，由此逆轉角色而到被承認為大師的地步。

熱心向他人學習是尊重學問與教育之力量的一環。情況總是如此，但自從德川時代以來尤其明顯。假如你受教育，要比你未受教育更能完成事業。這對個人與國家都有裨益。從國家的觀點來看，確實你也將變得可能較難控制與協調，但這能夠以控制知識本身的方式予以克服，因此你所學的是“安全的”知識。明治與昭和初期的政府清楚地顯示，他們瞭解控制教育的重要性，而昭和晚期以來的政府也有類似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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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給胸懷大志之強權的教訓（2）

教育作為獲致成功的一項手段是成功願望的反映。這尤其始於明治時代，那時結合個人與國家利益的成功主義受到極大鼓勵。但成就導向也在稍早時期，諸如德川商人的動力、德川農民的物質驅策中，或甚至於更早的各式各樣中世軍閥無情的野心中展現。在日本的領導人之中，它最早在大和時期就展現出來。

日本是幸運的，其統治者不覺得融合個人與國家利益太困難，因為國家目標總是一個強大的目標。自從日本建國以來，一直有一個清楚的願望，要建造強大、受人尊敬的國家——至少受到中國的尊敬，因為直到16世紀中期歐洲人到達前，日本對廣大世界的認識還相當有限。島國的孤立性與強烈的自己人／外人心態，使得歐洲人的到達進一步刺激日本人的民族認同感。日本人因西方人在19世紀中葉返回日本而產生非常強烈與普遍的民族主義，民眾決心建造一個強大的國家。教化有所幫助，但民族主義已經在大多數民眾心中萌芽並因危機感而開花。國家危機感很快轉變成民族尊嚴感。民族尊嚴在日本因第二次世界大戰敗北而遭遇挫折後迅速恢復的事實，不僅是民族精神深度而且是日本復原力的見證。

日本的統治者也因民眾願意為大我犧牲小我而獲利。日本的集團主義受到過度誇大，但日本人團隊力量的意識確實比許多國家要強烈。假如一支由強壯的馬組成的隊伍不同心協力，各自向不同的方向跑，如同在西方國家發生的情況，這是沒有用處的。此外，每個團隊需要一個領導人、一個協調者，而這也是日本人所認識到的。日本曾出現極為強力的領導者，特別是在危機時期，但一般而言，他們偏愛的領導人是能夠把團隊團結起來，能夠妥協、平衡各方利益、經常保持低姿態，把事情做好而有技巧的務實主義者。日本人偏好區別正式權威與實際權力，也對這點有所幫助。往往是幕後的匿名人物做決策，因為他們比那些有正式權威的人擁有較大的行動自由。

因為這種種理由，西式民主與個人權利的概念在日本僅有有限的吸引力。當然，日本人如同世界每個人一樣，寧願自由不要壓迫，但他們顯示比大多數西方人更願意接受限制。團體的生存意味著至少多數團體成員的生存。儲存團體符合每個個人的利益——這是何以和諧變成如此的理想的一個主因。但假如任何一個個人被允許太多自由，團體會被摧毀。這必定將侵犯到他人的自由並摧毀使團體團結起來的平衡。西方世界理論上有同樣的理念，例如從盧梭的《社會契約論》（Social　Contract）可以看出，但實際上西方世界往往以少數的利益作為優先（宛如要去說服自己民主與平等多麼了不起），尤其是假如他們被視為弱勢團體的話。日本從未如此，日本曾經真正尊重的惟一“少數派”是人數少的執政精英。

這不都意味著日本從未有過赤裸裸自利的時候，中世武士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這不意味著日本發現無言的自利較好，或指導下的自利更好。中古時代的自利受到德川政權的無情的壓制，至少從赤裸裸表現的角度來看是如此。對於變成習慣於服從權威、習慣於真正集體責任理念（儘管在幾個世紀以前這已成為合法的規範）的日本人來說，這是特別重要的時期。公開追求自利在後來的明治時代復甦，但受到政府的管制以達成民主與權威的最佳融合。當然，一些日本人不喜歡政府這麼權威，尤其是戰前年代，但一般來說人們接受民主會過度的事實。當吉田茂就佔領當局的早期改革發表這樣的評語時，許多民眾深表同情。比起許多西方國家，日本民眾較願意允許國家領導人有較大、較強制性的角色——雖然這在20世紀90年代受到考驗。

儒學和諧、秩序與“知其位”的理念在塑造日本人態度上扮演重要角色。有野心、有競爭力及享受地位似乎是人性的一個基本部分，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