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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數千億美元的龐大外商直接投資。透過參股中國企業或與之合資合作，全球最大最強的跨國公司和中國港臺企業向中國製造業轉移了先進技術和最佳國際商業模式，其結果是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迅速崛起。
中國政府目前正致力於規模宏大的金融改革，其成敗與否關係到未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社會政治的長治久安。這是一項無比重要，但又充滿巨大挑戰的戰略使命，比起整頓改造低效率的國有工業企業難度更大。在銀行改革的一整套完整思路中，中國政府非常明智地下出了引進國際戰略投資者這一步高棋。透過充實資本金，保障銀行IPO的成功，轉移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並持續地促進銀行內部改革，國際戰略投資將為中國的銀行機構增添和創造價值，在中國建立現代化的金融體系的程序中發揮特殊而重要的 作用。
（原載於《經濟觀察報》，2005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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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五週年與中國銀行業改革（1）
入世五週年，中國經濟發生了一系列深刻的結構性變化，而中國銀行體系的變化更是顯著，在許多方面甚至超出了人們當初最為樂觀的預期。中國銀行改革在短短五年間之所以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當然主要是因為中國自身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結果，是中國迎難而進、銳意改革的體現，歸功於內因。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成為WTO的成員國以及與之相應的義務和承諾，也是推動中國銀行改革的一個重要外因。WTO五年過渡期與2006年底銀行業的全面對外開放，成為了提醒中國政府、監管當局與銀行管理層的“倒計時”，客觀上大大加速了中國銀行改革的程序。
今天，中國舉足輕重的銀行機構，包括交通銀行、建設銀行、中國銀行與工商銀行等，其財務和盈利狀況比歷史上任何時刻都更為穩健，其業務經營能力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國際競爭力。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國內公眾與國際投資者對於中國銀行體系的信心有了根本性的提升，中國在近期與中期發生系統性金融危機的風險有了顯著性的降低。這些可慰可慶的成就與中國入世這一中華民族現代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之一的確密不可分。
銀行體系脆弱是中國經濟最大隱憂
在中國入世前，中國的銀行體系可謂千瘡百孔，脆弱無比，成為了威脅中國宏觀經濟穩定與長遠增長的最大風險因素。
首先，中國銀行體系的資產質量問題非常嚴重。在1997—2000年間，由於中國缺乏嚴格統一的銀行會計財務披露與貸款分類標準，曾經有過對中國不良貸款水平的不同估計。在較低端，有政府官方按所謂“三級分類”所估算的不良貸款率，為26％。在中端，有獨立研究人員包括筆者本人依照微觀企業財務資料樣本並參照國際可比資料所估計的結果，認為中國的NPL率在30％～40％之間。國際經濟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BIS）等的估計也大約處於這一區間。而在最高階，有國際評級機構標準普爾所聲稱的高於50％的NPL水平。
如果人們接受中國銀行業的NPL率在30％～40％之間，那麼，中國的不良貸款水平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三個最受重創的國家——泰國、印尼與韓國。無論如何，即使較保守的官方NPL估計也印證了這麼一個不幸的基本事實，即中國的銀行體系在技術上已經破產。
其次，作為長年計劃經濟時代國有產權與政府幹預的直接結果，中國的銀行機構政企不分，官僚文化壓抑了商業文化，公司治理薄弱，經營水平低下，尤其是在信貸決策、風險管理與內控能力上與國際一流商業銀行相去甚遠。再加上外部環境的不健全，包括信用文化、監管與透明度的欠缺，中國的銀行*貪汙案件層出不窮，觸目驚心，嚴重動搖了存款者、社會公眾與投資者的信心。
由於前者所造成的巨大歷史包袱（存量問題），後者所不斷引發的新增不良貸款（增量問題），中國的銀行體系可以說已經病入膏肓，全面的系統性的金融危機一觸即發。正因為如此，銀行體系的對外開放成為了中國入世談判中最為艱難最為敏感的議題之一。
入世成為銀行改革之錨
儘管如此，中國政府展現了遠見、勇氣與智慧，就銀行業的開放作出了大膽果斷而又切實可行的承諾。從2001年12月11日入世之日起的三年後，開放外資銀行的境內公司人民幣業務；五年後再放開外資銀行的境內零售人民幣業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