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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大量關於金融危機的原因、機理和傳播機制的學術研究發現，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國金融體系的效率和穩健性與其開放度呈顯著正相關關係。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外國金融機構的參與造成或加劇了一國金融系統的不穩定。事實恰好相反。世界上一些最發達和最富有效率的金融 體系是一些國際化程度最高的金融體系，如中國香港、新加坡、英國、瑞士和盧森堡等。而一些經濟上最封閉的國家金融體系也最落後，其效率也最 低、風險管理最薄弱、不良資產率最高，從而爆發系統性金融危機的機率也就最高。
大部分發生過金融危機的國家，在危機前都曾採取了排斥和限制外資金融機構的金融法規和政策，外資參與度無論按持股比例還是市場份額來衡量都非常之低。但是危機後這些國家痛定思痛，為了加快金融重組步伐、恢復市場信心，才不得不下定決心更大程度地開放金融體系，如波蘭、捷克、墨西哥、阿根廷、韓國、日本和德國等。
韓國的經驗最有戲劇性也可能最有啟發性。在1997年底爆發金融危機之前，韓國是世界上本國金融機構最受保護的國家之一，外資在韓國金融體系的作用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但1997年底爆發的金融危機使韓國從長期的“金融閉關鎖國”狀態中驚醒。從1998年金大中總統金融改革開始，歷屆韓國政府皆採取了更開放、更自由的金融政策，外資參與度不斷上升。到2005年，韓國前七大銀行中的Koram和Korean First Bank分別被花旗銀行和渣打銀行全額收購，Hana和Korea Exchange Bank由外國金融機構和專業投資公司控股，且外資持股比例分別為78％和74％。如果計入外資在公開交易股中的持股，則外資在兩家最大銀行——韓國國民銀行和Shinhan中的持股比例分別達到了75％和85％。前七家中只有一家（WOORI）由韓國存款保險公司（政府機構）暫時絕對控股（80％），外資持股比率僅為12％。但是外資的大舉進入，不但沒有危及韓國的金融體系安全，而且透過其資本和專業資源的投入，韓國金融機構在資本充足性、資產質量以及內控與風險管理能力等方面都有顯著的提高。由於大部分銀行機構在經營上更有效率，在財務上更為健康，韓國的整體金融穩定性也就相應有了明顯的改善。2000—2002年出現的“消費信用泡沫”最終對韓國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負面影響甚微，也證明韓國的金融體系在開放後的抗風險和防震能力有所加強。
中國金融體系脆弱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國有產權、政府幹預、信用文化和風險管理不善等國內機制上的原因，可以說與外部因素——包括外資銀行的影響關聯不大。無論是國有銀行的大量不良貸款，還是證券業的普遍性財務告急，皆難以牽強附會地歸結為外資的參與。至今為止，外資在中國金融體系的參與度依然很低。即使近兩年來中國銀行體系成功地吸引了150億美元的鉅額直接投資（戰略投資），外資銀行持股比例也尚不到10％，遠低於世界上新興市場國家外資股權實際持有率35％以上的比例。按資產或存款負債比重計算外資商業銀行在華份額佔中國銀行市場份額尚不到區區2％，遠低於外資銀行在全球新興市場國家平均30％以上的市場份額。
不應忽略的事實是，銀行業是一個受政府高度管制的行業。如果一個經濟實力不強的小國都不害怕外資控制和壟斷這一重要而敏感的行業，那麼像我們中國這樣一個經濟高速增長與經濟實力不斷壯大的泱泱大國，又何須擔心引進國際戰略投資會影響到中國的金融安全呢？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中國有自己的法律、法規和監管制度。即使全資外資銀行在中國境內開業也必須無條件地遵從中國的法律和監管政策，何況國際戰略投資者只是進行少數股權投資，未來對參股銀行的實際影響和控制力非常之小。因此，擔憂國際金融資本透過戰略投資的方式來實現其操縱或控制中國金融體系的不良企圖，實在是杞人憂天。
但這種非理性的恐懼一旦影響到政策層面，則可能真正地損害中國的長遠國家利益。如果狹隘的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思想佔了上風，中國有可能失去一個千載良機，即有效利用國際戰略投資來加快推進中國銀行業乃至整個金融體系的重組改革，從而幫助中國金融體系變得更健康，更有效率和更有國際競爭力。
正因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的宏偉膽略和英明遠見，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裡，中國成功地實行了對外經濟開放政策，在製造行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