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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進一步說,如果市教育局不對校長施加競底壓力,深圳市的升學率勢必在廣東省退步,那麼教育局長也幹不成。
照這樣一直追溯上去,一個小學生所受到的競底壓力,可以最終追溯到*長乃至總理身上。而總理來自民眾,反過來說,競底的總根源還是出在民眾的身上。
中國的中小學教育是如此競底,那麼高等教育是否又明智一點呢?中國剛開始研究生教育時,一名教授每年基本招一個博士、兩三名碩士,而現在居然能帶100名博士。我的同學2008年來參加航展,自豪地向我表示自己帶了28名工科博士,我跟他開玩笑:“這麼多學生帶得過來嗎?”他倒也很坦率:“只要能搞到專案,搞到錢就行,反正也不是我帶,下面有一個團隊,我在行內的人頭熟,他們有問題我知道該讓他們去找誰就行了。”
工科教授也許還有專案和經費的底線限制,文科教授們就更加可以競底了,我的同學告訴我:他帶28個博士並不算多,還有一個教授帶100名博士的。我想,恐怕這真可以申請吉尼斯紀錄了。
教授招研究生時,多多益善,但在帶研究生時,不僅在知識傳授上對他們實行摻水式競底,同時也在工作報酬上對他們競底。所謂的博士碩士,不過是教授的超級廉價勞動力。很多教授的專著,其實都是老師出個點子,完全由研究生們捉刀。而研究生們由於被競底,收入微薄,且沒有署名權,當然無心認真為教授打工,也反過來對教授競底:從網上、雜誌上大段抄襲別人的東西,填充在為教授撰寫的專著中。
最後,底線被擊穿,知名教授的專著被人指控剽竊。這樣的鬧劇,年年都在中國的學界上演著,其背後也有一條完整的競底鏈在發生作用。
很多稍有遠見的家長,早已對中國教育界的這種競底深惡痛絕,但身處競底世界,無法獨善其身。為了防止自己的孩子長期陷入這樣的競底怪圈,家長不得不未雨綢繆,將孩子送至海外就學。
在深圳,流傳著這樣一套“理論”:有條件的話,應該送孩子出去讀高三。因為中國高三的數學基本在複習,為高考作準備,海外的數學相對簡單。此時孩子的中文底子已打得不錯,可以提前一年為海外的大學生活作準備。這一理論發展得如此完善,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
我一個深圳朋友的孩子,就在這理論的指導下去了美國,兩年後我在他回國參加同學聚會後,專門向他諮詢有關情況,他講了些讓中國父母眼熱心跳的逸事,如盛裝到聯合國為官員們演出,等等,但這些我並不太感興趣,就直截了當地問他:“你剛見到你的高二校友,你覺得自己和他們有什麼不同嗎?”這大一學生一臉凝重,像個男人似的回答我:“我覺得自己和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在美國我學會了怎麼思考!”
僅此一點,我感到他父母為他花的那幾萬美元,就已經全部物有所值了。
柏揚先生在《醜陋的中國人》中曾形象地提到:中國是個大醬缸。實際上中國是個巨大的競底角鬥場,每一個老闆都渴望將對手競底,所以中國的商界天天都在大打價格戰;每一個下屬都在彼此競底,所以才有“窩裡鬥”一說;甚至每一個小學生也在競底,生怕自己的名次落到後面。
第一章三、中國競底的普遍性(3)
許多企業在創辦之初,並不希望走競底之路,而是想競優,但由於競底大環境的存在和不可避免,最終不得不競底,並將其作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案例:聯想的競底抉擇
和華為相比,聯想在中國高科技行業耀眼的亮度,就稍稍遜色一些。這大約有以下幾個因素:
1。聯想只是Intel、AMD的生產裝配廠,比華為的技術含量差幾個數量級;
2。每年所交的利稅遠遠低於華為;
3。聯想畢竟是中科院的企業,柳傳志曾經同時兼任計算所所長,可謂是集13億人口中的科技精英所辦的企業,與華為任正非用兩萬元白手起家,起點相差了十萬八千里;
4。柳傳志的父親有深厚的中國人民銀行背景,1996年,香港聯想鉅額虧損億港元,再加上不少死庫存,經營已至絕境,最後由中科院出面擔保,中國銀行解決了一億資金,聯想才得以起死回生,如果華為早期遇到這種困境,恐怕十個任正非也不能起死回生了,因為他沒有背景。
在聯想的發展道路上,有過一次轟動一時的倪柳之爭。
對IT行業的後來者而言,這樁往事可能早已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但由於它頗能反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