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的終結

第5部分 (第2/4頁)

何人都沒有凌駕於一切人之上的、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權力。也因此，財力社會與專制或集權不相容。還因為此，民主與共和只能產生於財力社會，即只能產生於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國家。其他國家（武力社會或權力社會）不可能自發地產生民主與共和制度，只能從商業國家輸入，或向商業國家學習。

誠然，民主並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制度。雅典城邦公民投票處死蘇格拉底，就是民主制度史上的恥辱和汙點。但這些缺憾是可以修正的，民主也至少是迄今為止“最不壞”的制度。同樣，財力社會也不一定就比武力社會和權力社會美好。武力社會的英雄氣概和權力社會的溫文爾雅，在財力社會很可能會被代之以恩格斯所謂“庸俗的貪慾、粗暴的情慾、卑下的物慾”，代之以寡廉鮮恥的自私自利和背信棄義。資本控制的社會甚至有可能走向專制。如果資本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或某個集團手中，就會造成壟斷，正如權力集中在少數幾個人或某個集團手中就會造成獨裁一樣。壟斷和獨裁，是財力社會和權力社會非常容易發生的事情。

這就需要警惕，而財力社會（即市場經濟社會）的態度是旗幟鮮明地反壟斷、反獨裁。因為壟斷也好，獨裁也好，都與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本性格格不入。對於商業社會來說，沒有什麼比經濟自由更重要。經濟的自由，正是其生命的活力之源。然而市場一旦被壟斷，競爭就不再自由；而競爭不再自由，社會就會變成一潭死水。因此，資本主義各國一定要制定諸如《反壟斷法》之類的法律，來確保自己的生命活力不被窒息。非市場經濟社會的情況則又不同。

非市場經濟的社會也有兩種，即權力社會和武力社會。遊牧民族是比較鍾情於武力的。靠著武力，他們往往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向披靡。但馬上得天下，並不能馬上治天下。如果像成吉思汗那樣“只識彎弓射大雕”，建立了政權，也不可能長治久安。這就要向精於此道者學習。學得好的，就呆下去（比如清）；學得差的，就呆不長（比如元）。

集權是一種必然（3）

擅長建立穩固政權的只能是農業民族。農業生產需要精耕細作，需要耐心等待，需要天時、地利、人和，過多地使用武力顯然於農耕不利。春秋戰國時代，甚至有秋季才能出兵的規矩（帝國時代則演變為秋季處決人犯的慣例）。這正是為了保護農業生產和限制使用武力（秋後糧餉較足也是原因之一）。因此，農業民族更熱衷的是權力而非武力。權力的濫用雖然也會造成對農業生產和小農經濟的破壞，但其破壞力顯然小於武力的橫行。兩害相權取其輕。在別無選擇的前提下，農業民族寧要暴君，不要暴民；寧肯臣服於皇帝，也不願依附於流寇。只有當他們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時候，才會揭竿而起。但在這時，他們是把起義領袖視為“真命天子”的，而且希望這些領袖一旦打下了江山，就立即放下屠刀，拿起權杖。也就是說，農業民族的選擇，是建立權力社會。然而不幸的是，權力社會原本來自武力社會，權力集團也必定產生於武力集團。即便是那些依靠“和平手段”奪得江山者，比如曹氏父子（魏）、司馬家族（晉）、趙匡胤兄弟（宋），哪一個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作為堅強後盾，又哪一個不是軍閥？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即權力社會很容易變成集權社會。因為對於戰爭的勝利而言，集權是必須的。如果一個部落或民族長期使用武力，那它就必定集權，甚至會產生專制和獨裁。當然，集權未必專制，專制也未必獨裁。比如唐代制度規定，皇帝的旨意，必須得到宰相議事機構———政事堂會議的認可方能生效，就不獨裁。但不管怎麼說，集權則是必須的。好在這並不成問題，因為農業民族對集權有一種渴望。正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中所說，他們是由許多單個馬鈴薯集合而成的“一袋馬鈴薯”。“他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來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們上面的權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權力，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水和陽光。”因此，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只能由我們這樣的農業民族發明出來。或者說，當農業民族進入到文明時代時，他們一定會建立一個權力社會，甚至集權社會。

從武力社會過渡到權力社會，這是一個進步，因為社會運作的成本明顯降低了。過去，為了支配資源，分配財富，必須付出血的代價，正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上》）。這對於整個人類而言，無疑巨大的災難。現在，“硬打拼”變成了“軟著陸”。只要一聲號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