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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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文書，便可令行禁止，豈不是節約？節約下來的人力物力可以用來發展生產、改善生活，人民群眾也可以安居樂業，豈非進步？

集權是一種必然（4）

所以，帝國制度建立之初，不但統治階級意氣風發，以為是替天行道，就連被統治階級也額手稱慶，歡欣鼓舞。按照賈誼《過秦論》的說法，秦始皇“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建立起自己中央集權的王朝時，並沒有引起普遍的反抗。相反，那些知識分子和社會名流都真心擁護新的政權（天下之士斐然向風），並對它抱有極大希望（莫不虛心而仰上）。這應該說是一個事實，因為民眾總算不會動不動就被砍掉腦袋了。“元元之民”既然能“安其性命”，自然感恩戴德，山呼萬歲。實際上，大秦帝國過早滅亡的原因之一也正在這裡———他們還沒有學會正確和嫻熟地使用權力。權力是一種“非典型暴力”，然而始皇和二世卻把它當作典型暴力（武力）來使用，豈有不亡之理？

秦雖二世而亡，漢卻繼承了秦的事業並獲得成功。這說明集權和統一是當時歷史的要求，秦與漢則不過充當了歷史要求的執行者。事實上，僅是水災和饑饉，就要逼出一箇中央集權來。那時割據的諸侯，除秦國以外，幾乎無不以鄰為壑，比如修築不利於他國的堤壩，在災年禁止穀米的流通。公元前332年，趙國與齊魏作戰時，竟然將黃河決堤以浸淹對方，受苦受難的只能是貧苦無告的民眾。天災加上人禍，如再不出現一個強有力的人物來集天下之權，那可真是民不聊生！事實上，秦始皇就宣稱自己的功勞是“隳壞城郭”和“夷去險阻”，即國內不再設防，糧食全部流通。可見集權一事，在當時還真是一個福音。

更何況，那時也沒有別的路好走。封建制度（邦國制度）已弊端盡顯，民主制度（城邦制度）又聞所未聞，除了走向集權，又能如何呢？

現在需要的，只是為它找到一種形式，並使之制度化。於是，帝國被髮明瞭出來。

帝國的前夜（1）

帝國來自邦國。邦國制度是帝國的前史，春秋戰國是帝國的前夜。

邦國是從部落國家向統一國家過渡的特殊形式。它對內使用權力，對外使用武力，名義上服從一個“天下共主”，相互之間卻征戰不斷，是一種半野蠻的社會和不成熟的國家。但正因為不成熟，正因為有競爭，正因為半野蠻，邦國時代反倒充滿了勃勃生機，創造出我們民族最為璀璨的文化。這是一個民族從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的高歌猛進，是一個社會從幼稚階段向成熟階段的步步高昇，其間的悲壯慘烈和睿智聰明難以盡書。秦，就是這時在西方崛起的。

秦國的崛起開始於秦孝公。賈誼《過秦論》說：“秦孝公據淆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鬥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從這段描述不難看出，秦的成功，除秦國國君雄心勃勃，秦國上下同心同德外，還有兩個直接原因，一是孝公的圖治，一是商鞅的變法。

商鞅本姓公孫，因為是衛國人，又叫衛鞅；又因為被秦王封於商，而被稱作商鞅。商鞅入秦後，先是向秦孝公說帝道，孝公無動於衷；再說王道，孝公昏然欲睡；最後說霸道，孝公聽得忘乎所以。所謂“帝道”，即堯舜之道，其實就是部落時代的制度和理想。所謂“王道”，即湯武之道，其實就是邦國時代的制度和理想。這兩種東西早已過時，孝公怎麼會有興趣？“霸道”雖然表面上是春秋五霸之道，卻蘊含著未來帝國的政治理想。秦孝公要與時俱進，當然一拍即合。於是重用商鞅，行霸道，變法度。所謂“變法”，其實就是“改制”，即徹底改變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但其近期目標，卻首先是勵精圖治，奮發圖強，儘快成為“霸主”。只有先完成“霸業”，才有可能完成“帝業”。我們知道，邦國作為半武力半權力社會，最重要的東西只有兩個，即權力和武力。最重要的事情也只有兩個，即祭祀與戰爭。所謂“國之大事，唯祀與戎”，乃是邦國時代的共識。祭祀重要，是因為它意味著權力。戰爭重要，則因為它意味著武力。因此，一個邦國能不能成就霸業獲取霸權，最終成為帝國的締造者，就看他能不能很好地使用權力和武力。當然，要實現這一理想，財力也是不可少的。商鞅和商鞅前後的變法，便都圍繞這三個主題進行。

變法包括政治改革、經濟改革和軍事改革。

政治改革的內容有：一、廢除“領主制”，實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