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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永遠是“至強”。所以，諸侯之間還要爭霸（爭當聯盟領袖），爭雄（爭當超級大國），直至打出一個唯我獨尊的一統天下。因此，封建制遲早要退出歷史舞臺，而代之以郡縣制。邦國也必將改變性質，並最終發展為帝國。只不過在這種發展中，我們還應該看到一些更為深刻和本質的東西。
集權是一種必然（1）
過去人類社會的全部政治制度史，就是人們憑藉和依仗某種力量來支配資源和分配財富的歷史，也是人類轉換憑藉依仗力量、調整支配分配方案的歷史。實際上，對於如何支配資源、分配財富，人類進行了各種嘗試，探索了許多方案。比方說，根據武力的強弱、資金的多少，或者權力的大小，來決定相互的關係和各自的配額。這就形成了三種社會型別，即武力社會、財力社會和權力社會。部落是比較典型的武力社會，城邦是不太成熟的財力社會，邦國則是尚待完成的權力社會。邦國的特點，是半武力半權力，並由武力過渡和轉化為權力，或者說藉助武力獲得權力。因此，邦國必將發展為帝國。帝國，是權力社會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它的特點，就是集權。
這是一種必然。
眾所周知，制度是歷史地形成的，而“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又“歸根結蒂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資源稀缺、財富不多、族群較小的情況下，僅有的一點生活資料主要靠自然法則來分配。比如在摩爾根和恩格斯所說的矇昧時代，也包括野蠻時代前期，獵物和穀類基本上由族群的成員共享。但如果入不敷出生存困難，則年老體弱者就將被淘汰出局。他們將被分配到較少的食物，被殺死或令其自殺，甚至被吃掉。因此，即便在這種自然法則中，我們仍可以感到某種力量的存在，比如風俗的力量、習慣的力量、自然的力量。
毫無疑問，這三種力量，只可能在矇昧時代和野蠻時代前期發揮主導作用。到野蠻時代後期，人類已經掌握了製陶、養殖和金屬加工的技術，社會財富空前增長，社會需求也空前增加。這時，風俗的、習慣的、自然的力量已不足以左右社會，也就必須讓位於另一種力量，即“武裝的力量”。事實上，野蠻時代部落之間的戰爭是沒有休止的，能夠成為一名戰士也極其光榮。那時，一個人，如果戰功顯赫，他就會得到部落的獎賞和女人的歡心；而一個部落如果足夠強大，它就會吞併其他部落。這種吞併開始是在小範圍內區域性地發生，即就近吞併。這就是柳宗元所說的“近者聚而為群”（《封建論》）。吞併的結果，是小部落變成了大部落。大部落之間也要互相吞併。如果吞併不了，或者要共同對付更大的部落，它們就會組成部落聯盟，以武力最強大的部落為領袖，這就是“眾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各部落首領聽命於最強大部落的首領）。
在這裡，“聽命”二字至關重要。它說明什麼呢？說明部落聯盟的領袖已經主要靠行使權力來管理社會了，儘管這權力是依靠武力來獲得、來支援的。但不管怎麼說，武力已經開始向權力轉化，這就為過渡到權力社會奠定了基礎。也就是說，戰爭的結果，一方面是資源和財富逐漸集中在某個特別有武力的個人或集團手中；另一方面，這個或這些特別有武力的個人或集團，又會同時把自己從武力集團轉變為權力集團。因此，當某一集團（比如秦國）的武力大到天下無敵的時候，武力社會就必然會過渡到權力社會，由初級形態的國家（邦國）變為成熟形態的國家（帝國）。正因為如此，權力社會的統治集團無不把建立和掌握軍隊當作頭等大事。因為他們比誰都清楚，自己憑藉武力奪取的，也很容易被別人用武力奪去。
集權是一種必然（2）
只有希臘是一個例外。希臘人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樣，也經歷了從氏族到國家，從野蠻到文明，從武力社會到非武力社會的演變過程。不同的是，希臘人沒有把自己的社會變成權力社會，而是變成了財力社會。這些北方來的高大白皙的雅利安人原本是蠻族。當他們移民到希臘半島時，就像範縝所說的落花，有的落在了枕蓆上，有的落在了茅廁裡。那些落腳之處土地肥沃的，就一直務農下去，並建立起“半權力社會”。這就是斯巴達。土壤貧瘠的，則改事航海、殖民和經商，並建立起“半財力社會”。這就是雅典。財力社會以市場經濟為基礎，遵循的是市場規律，講究“契約面前人人平等”，並由此產生出既保護又約束全體公民的“全民公約”或“社會契約”———法律。在法律面前，就像在契約面前一樣，是人人平等的。因為人人平等，因此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