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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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祿、兵圍頤和園劫持慈禧太后的冒險舉動，但直到八月初五日迴天津後他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晚，袁世凱聽到楊崇伊帶來北京已發生政變的訊息，以為事情洩露，為保全自己，遂和盤端出了維新派圍園兵變的密謀。此事在袁世凱親信張一《心太平室集》及榮祿親信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中均有所載。

張一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入袁世凱幕府，長期隨袁左右，所記當由北洋幕府或袁世凱口中聽聞，其告密真相與袁世凱後來編造的日記《戊戌紀略》不同；陳夔龍戊戌政變後不久入榮祿幕府，他與袁世凱不睦，所記應是從榮祿口中聽聞。兩人所記袁世凱告密之情十分接近，即袁世凱本來沒有告密的念頭，而是在八月初六晚聽到楊崇伊帶來太后訓政捉拿二康的訊息後，怕受到牽連故而告密。事情經過大致如下：

袁世凱初五日返津。一天後，即初六日，楊崇伊至天津，向榮祿報告了太后訓政的訊息。袁世凱拜謁榮祿時，楊崇伊已在榮祿處。榮祿已從楊崇伊處得知太后訓政訊息，但“佯作不知”。袁世凱剛從北京回津，且受光緒帝封為候補侍郎，榮祿心存疑慮，故而見袁世凱時“令衛兵夾道羅列”。袁世凱“見衛兵夾道羅列”，又從楊崇伊那裡得知太后訓政，捉拿康有為、康廣仁的訊息，嚇壞了。陳夔龍記載：“袁知事不諧，乃大哭失聲，長跪不起。”張一記載：“袁乃跪求榮為做主。”他害怕康有為供出譚嗣同夜訪其於法華寺之事，遂將當時守舊派尚不知道的維新派“殺祿圍園”、劫持太后的兵變密謀和盤托出。

袁世凱告密的內容又由楊崇伊帶回北京，慈禧太后才得知維新派圍園兵變的密謀。八月初九日遂有旨：張蔭桓、徐致靖、楊深秀、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均著先行革職，交步軍統領衙門，拿解刑部治罪。

由於袁世凱告密，事態擴大，清廷大肆搜捕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日本。譚嗣同拒絕出逃，他向友人表示：“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八月十三日，清廷不經審訊即處決“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狀，有指維新派“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經覺察，立破奸謀”等。這說明袁世凱的告密內容已反饋到北京。

至於袁世凱，慈禧太后最初認為他是維新一黨，參與圍園密謀，並未主動出首，“存心叵測，欲置之重典”。榮祿卻看中了袁世凱的才能，為袁力保，最終以雖非主動告密，但把圍園密謀和盤托出，總算將功補過。袁世凱不但被舊黨寬容，而且受到重用。榮祿進京，袁世凱奉命護理直隸總督，其新建陸軍得賞銀四千兩。人說袁世凱以“六君子”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並不為過。

塵埃落定，反思一切，不能不承認慈禧太后目光的老辣。事實上袁世凱在戊戌變法期間傾向維新派，他透過徐世昌與維新派保持密切聯絡，不但與聞兵變之事，參與、支援密謀，而且作出過使用兵力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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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第一人（1）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李鴻章病死，袁世凱署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次年6月實授）。二十八年初，袁世凱兼任政務處參預政務大臣、練兵大臣，並在保定創立北洋軍政司（後改北洋督練公所），自兼督辦，開始編練北洋常備軍（簡稱北洋軍），且抓住了清朝京畿的警權。此後，他又兼任督辦商務大臣、電政大臣、鐵路大臣等職，號稱一人身兼八大臣，勢力從軍事急劇擴張到政治、經濟等方面，形成“朝有大政，每由軍機處向諸北洋”的局面。袁世凱的權勢已遠遠超過當年的曾國藩、李鴻章。

在當時西方人眼中，李鴻章是“中國第一人”，是中國的改革之父。而袁世凱是李鴻章的最佳繼承人，他“一直負責推動整個大清國的現代化程序”，是少數可以左右李鴻章之後的政局、帶領中國走向現代化的政治人物。一位採訪過袁世凱的美國記者說，袁世凱是清朝趨向改革和進步的高層官員中的“第一人”，他是“第一個認真學習國外軍隊的組織方法和戰略戰術的人，並且也是第一個極力鼓吹軍隊必須實現現代化的人”。他“雖然不是清國的改革之父，但他能讓改革繼續進行下去”。他“素質全面”，具有“異常才智”且“野心勃勃”。他善於利用政治時機並有能力把自己推上最高權力的寶座。他吸取了中日戰爭和義和團式反西方的教訓，主張儘量尋求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支援和諒解，以便推動保守的漸進改革。

光緒二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