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袁世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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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是戊戌變法中的重要人物。特別是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袁世凱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由於袁世凱的告密，慈禧提前回宮發動政變，臨朝訓政，囚禁光緒，捕殺“六君子”，使戊戌變法失敗。

具體說法是：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頒佈“明定國是”詔書，宣佈開始變法。接下來的短短100多天中，光緒接連發布了100多道新政詔書，有時一日數令，傾洩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一天竟頒佈了11條維新諭旨。對於這些變法，守舊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撓，新政無法實行，詔諭全成空文。而慈禧和光緒的分歧也越來越大，帝、後兩黨形同水火，勢不兩立。七月三十日，光緒帝頒密詔給楊銳，中有：“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他意識到自己處境危險，流露出焦急心情，囑維新派妥籌良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帶出第二道密詔，令康有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康有為、梁啟超、林旭、譚嗣同等維新派核心人物跪誦密詔，痛哭失聲，誓死搭救皇帝，決定實行兵變包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后交權。八月初三，譚嗣同夜訪法華寺，會見袁世凱，說袁舉兵殺榮祿，圍頤和園，對慈禧太后則或囚或殺。袁世凱慨然應允，送走了譚嗣同。但他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請訓，當天乘火車迴天津，卻向榮祿告密。當夜，榮祿趕回北京告變。八月初六日晨，慈禧發動了政變。

1970年，臺灣學者黃彰健發表了一篇具有影響力的論文——《論戊戌政變的爆發非由袁世凱告密》。1980年代後，大陸學者在較寬鬆的學術氛圍下，利用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當時檔冊，準確訂正出慈禧回宮的時間不是八月初六日，而是八月初四，從而使八月初五榮祿得袁世凱密報後“闖園告變”的舊說失去時間和空間的憑藉。

據袁世凱本人的日記《戊戌紀略》記載：八月初三日，譚嗣同深夜造訪，再三要求袁世凱舉兵殺榮祿，包圍頤和園，並說：“不除此老朽（指慈禧太后），國不能保。”袁世凱聞言大驚，敷衍推諉，不肯答應。哄走譚嗣同，八月初五日回到天津後，袁世凱立即積極主動向榮祿告密。又由榮祿報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於八月初六日晨發動戊戌政變。這是認為由於袁世凱告密而致使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扼殺戊戌維新的重要根據。

海峽兩岸諸多學者指出了其中的重大疑點：第一，“殺祿圍園”、囚殺慈禧、發動軍事政變，這是十萬火急的天大事件。袁世凱告密若果真屬於積極主動，他完全應該、並且可以在第二天，即八月初四日，立即在北京告密。中央權貴大臣奕劻、剛毅是西太后心腹，也都是袁的朋友，如果袁世凱決心告密，他完全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他們告密。但他沒有這樣做，初四日一整天無所動作，事隔一天，才繞了一個大圈子跑到天津去向榮祿告密。第二，據袁世凱說，初五日返津見榮祿，剛要告密，“略述內情”，忽有客葉祖圭等人來訪，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次日再說。譚嗣同已募勇士數十人在京，慈禧有旦夕之禍，事關緊急，袁世凱完全應該、也可以稟明榮祿有要事相告，設法把客人支走。只因有客人即將此事拖延一天，於理不通。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日上午，榮祿來訪，袁世凱和盤托出維新派圍園殺太后之謀，按理榮祿應立即馳京報信，兩人卻為如何保全光緒“籌商良久，迄無善策”，又耽擱了一整天，當時處於險境的是慈禧而不是光緒，按袁世凱日記，榮祿的做法有悖常理。第四，時間上顯然有矛盾。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實行訓政是在八月初六上午。袁世凱八月初五上午覲見光緒帝后，即乘火車迴天津。袁世凱日記中說：“抵津，日已落。”袁趕到榮祿處告密，當在夜間。即使當時榮祿得知了圍園之謀，也難以於當夜趕到北京，將其情上報。因為當時京津之間的火車開通不久，沒有夜車，且缺乏夜間行車的裝置、經驗與技術，誰都不可能下令加開一次夜車。更何況當時榮祿有客人，袁世凱欲言又止，榮祿是第二日即八月初六才得知實情，兩個人卻又耽擱了一天。而慈禧太后八月初四即已返回大內，控制了光緒，八月初六上午已經正式宣佈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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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前後（2）

此外，慈禧太后政變之初，捕拿維新派名單中只有康有為兄弟，沒有譚嗣同。且上諭中康有為的罪名是“結黨營私，莠言亂政”，罪名較輕。如果慈禧太后是得到袁世凱告密後才發動的政變，那麼圍園劫太后之謀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的首罪，應首言之；而往說袁世凱圍園劫持太后的譚嗣同是“逆首”，應列於捕拿維新派名單之中。可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時還不知有“殺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