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評水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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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水滸》的成就及今天怎樣認識（4）

有人根據梁山好漢們“大秤分金銀、論套穿衣裳”，具有“八方共域，異姓一家”；不管什麼出身“都一般兒哥弟稱呼；不分貴賤”的理想，認為梁山上實行的是平等主義甚至是“社會主義”①。其實不然。梁山好漢們帶著小嘍囉下山打劫，所得財物，分為三份兒：一份兒歸公，一份兒歸頭領們，剩下的一份兒，才是給小頭目和眾嘍囉的，其中根本不存在什麼“平等”和“共產”。吳沃堯在《雜說》一文②中說：

①　見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出版的《小說林》第一卷黃人的文章《小說小語》：“《水滸》一書，純是社會主義。其推重一百八人，可謂至矣。自有歷史以來，未有以百餘人組織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資格而不失其秩序，人人皆有獨立之才幹而不枉其委用也。”

②　見光緒三十二年（1906）出版的《月月小說》第一卷。

輕議古人固非是，動輒索引古人之理想，以闌入今日之理想，亦非是也。吾於今人之論小說，每一見之。如《水滸傳》，志盜之書也。而今人每每稱其提倡平等主義。吾恐施耐庵當日斷斷不能作此理想。不過彼敘此一百八人聚義梁山泊，恰似一平等社會之現狀耳。吾曾反覆讀之，意其為憤世之作。吾國素無言論自由之說，文字每易賈禍，故憂時憤世之心，不得不託之小說。且託之小說，亦不敢明寫其事也，必委曲譬喻以為寓言，此古人著書之苦況也。《水滸傳》者，一部貪官汙吏傳之別裁也。梁山泊一百八人，強半為在官人役，如都頭也，教師也，里正也，書吏也，而一一都歸結於為盜，即著者之視在官人役之為何如可知矣。而如是等等之人，之所以都歸結於為盜者，無非官逼之使然。即著者之視官為何如亦可知矣。吾雖雅不欲援古人之理想以闡入今日之理想，然持此意以讀《水滸傳》，則謂《水滸傳》為今日官吏之龜鑑也亦宜。

此人所持見解，雖然並不完全正確，但是不宜“以今天人的理想去闡發古人的理想”這一條，倒是值得參考的。

《水滸傳》描寫的是殺人放火的強盜，說他們崇尚、講究、遵循“江湖義氣”，勉強還說得過去；說他們“忠”，就實在太勉強了。從《水滸傳》到《忠義水滸傳》，有“內在”和“外在”兩方面因素：內在因素，是作者施耐庵們的極力鼓吹，起了一個引導實際上是誤導的作用；外在因素是嘉靖年間為了爭取公開出版而人為地給它進行了外殼包裝，以“忠義”二字來掩蓋它鼓勵造反的實質。關於這個問題，歷代的評論家們不是看不出來。金聖嘆在《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序二》中說：

觀物者審名，論人者辯志。施耐庵傳宋江，而題其書曰《水滸》，惡之至，迸之至，不與同中國也。而後世不知何等好亂之徒，乃謬加以“忠義”之目。嗚呼！忠義而在《水滸》乎哉？忠者，事上之盛節也；使下之大經也。忠以事其上，義以使其下，斯宰相之材也。忠者，與人之大道也；義者，處己之善物也。忠以與乎人，義以處乎己，則聖賢之徒也。若夫耐庵所云《水滸》也者，王土之濱則有“水”；又在水外則曰“滸”，遠之也。遠之也者，天下之兇物，天下之所共擊也；天下之惡物，天下之所共棄。若使忠義而在《水滸》，忠義為天下之兇物、惡物乎哉？且《水滸》有忠義，國家無忠義耶？……無惡不歸朝廷，無美不歸綠林。已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為盜者，讀之而為盜也。

此外，王望如在《第五才子書水滸傳·總論》中也說：

施耐庵著《水滸》，申明一百八人之罪狀，所以責備徽宗、蔡京之暴政也。然嚴於論君相，而寬以待盜賊，令讀之者日生放辟邪侈之樂，且歸罪朝廷以為口實，人又何所憚而不為盜。……後世續貂之士，冠以“忠義”，蓋痛惡富貴利達之士，敲骨吸髓，索人金錢，發憤而創為此論。……人死飢寒者什九，死盜賊者什一。蓋人飢則死，寒則死，盜賊未必死。盜賊攫人金錢可救死，盜賊有官爭護護持終不死。不死矣，而且小官之，大官之，執無侯非盜，無盜不侯以自解免，皆宋江之俑也。

九、《水滸》的成就及今天怎樣認識（5）

餘治①先生在《得一錄》卷五中說：

①　餘治——清代戲曲作家。江蘇無錫人。多次應試不中。咸豐年間曾任訓導。太平軍進軍江南時，他協助地方當局鎮壓起義農民。他一生多次向當政者呼籲禁燬“誨淫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