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評水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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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這裡從元世祖（孛兒只斤鐵木真）中統元年（1260）開始計算。實際上蒙古於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才開始改國號為元，而歷史上又把南宋最後一個皇帝趙昺（bǐnɡ丙）退位的祥興二年作為南宋的結束，而祥興二年，已經是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按歷史紀元算，元朝只存在89年。

但是，“自古以來，中國農民其實都是最容易滿足、最謹慎安份的一個群體”①，只要有一口淡飯果腹，有一件破衣遮體，就滿足了；甚至把他們的土地、兒女搶走，父母都餓死了，也都強忍著，大都不願意或不敢去造反。這就是所謂“逼也不反”的一群（包括林沖的前半生）。而能夠被“喚起”的英雄，在當時的環境下，只能是包括痞子、賭徒在內的“遊民”，也就是所謂“不逼也反”的一群，甚至像菜園子張青和母夜叉孫二孃這樣的“叛民”。因為只有他們，才具有不勞而獲的特性，敢於掠奪，敢於犧牲別人的利益甚至生命來滿足自己的私慾；稍有不滿，稍稍一逼，就能置身家性命於不顧，聯合起來，上山造反。因此，施耐庵們十分清楚：“官逼民反”的“民”，主要是這個層次內的“遊民”、“刁民”、“暴民”和“叛民”，而不是安份守己的“順民”。

七、《水滸傳》的兩種意義（4）

①　見2002年8月8日《南方週末》A4時政版報道某地一群村民砸了鎮政府和鎮派出所文中的一個小標題。

要造反就要殺人。你不會殺人麼，好，我來教你。作者生活在元代，他不喜歡那個政府，希望那個社會越亂越好，以便民眾起來造反。這就是為什麼《水滸傳》鼓吹“會殺人者即好漢；善殺人者即英雄”的真正原因。

因此，施耐庵本人對《水滸傳》的定位，就是一部“民族勵志書”；呼喚的是“全民的強悍”，呼喚的是“集結全民的力量”，來反抗這個異族統治的強權政府。因此，他的“立場”就是站在“造反派”這一邊的。因此，晁蓋等人圖謀搶劫，他稱為“聚義”；朱仝徇私枉法，放走搶劫犯晁蓋，他稱為“義釋”；歹徒們上了梁山，進行搶劫，他卻說是“替天行道”！

梁啟超①先生在《小說叢話》一書中說：

有說部書名《水滸》者，人以為萑苻②宵小之作，吾以為此即獨立自強而倡民主、民權之萌芽也。……施耐庵之著《水滸》，……因外族闖入中原，痛切陸沉之禍，借宋江之事，而演為一百零八人，以雄大筆，作壯偉文，鼓吹武德，提振俠風，以為排外之起點。（因）敘之過激，故不悟者誤用為作強盜之雛形，使世人謂為誨盜之書，實《水滸》不幸耳。

①　梁啟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別署飲冰子、飲冰室主人、哀時客、中國之新民等。廣東新會人，著名的政治家和學者，12歲中秀才，17歲中舉人，18歲從師康有為學習三年。戊戌政變失敗後出亡日本。1902年創辦《新民叢報》。其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學貫中西，囊括古今，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著。

②　萑（huán環）苻——古澤名。《左傳·昭公二十年》：“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因此後人以“萑苻”指盜匪出沒的地方。

這一段敘述，除了“倡民主、民權”和“鼓吹武德，提振俠風”這兩條與《水滸傳》的描寫不太切合，應該改為“倡自由、平等”和“鼓吹造反，提倡強悍”之外，所提“以為排外之起點”，是能夠被論者所接受的。

這種做法，和毛澤東提倡的“矯枉必須過正”有點兒近似：漢族人太懦弱了，必須向蒙古人學會殺人！不論你殺什麼人，只要你敢殺人，肯殺人，就是一種“強悍”的表現；只有中國人人人都強悍起來了，才有希望起來推翻元朝的統治。有一篇無名氏的文章提到：“相傳其書成之日，拍案大叫曰：‘足以亡元矣！’，而耐庵之心事，於此一語，躍躍然如見焉。”這話即便不是施耐庵說的，至少也代表了一部分“明眼”的讀者。——施耐庵下的，似乎是一副“只救眼前”的“虎狼之劑”。至於人民強悍起來之後、推翻了蒙古人的統治之後怎麼辦？由宋江、李逵之類的奸人、渾人來做皇帝、當大將，是不是會比蒙古人更好，老百姓能不能安居樂業，施先生顧不得了。

這和《狼圖騰》作者姜戎先生所闡述的意思差不多：遊牧民族的蒙古人以狼為圖騰，人民具有狼性；農耕民族的漢人，天性懦弱，具有羊性。要改變中國人的“羊性”，以求自立於世界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