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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除此之外，還有少數人認為《水滸傳》就是寫“四海之內皆兄弟”，是寫“江湖義氣”，也就是歌頌“團結”的。當然，這個流派理論根據不足，沒有形成氣候。
可以這樣說：從明清以來，對《水滸傳》的評論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太多了。我覺得，所有這些評論，雖然文章連篇累牘，甚至鋪天蓋地，有的還拉虎皮做大旗，聲勢洶洶，不可一世，強迫人家接受。但是卻都沒有說到“點子”即“要害”上。因此，到了今天，儘管它“四大古典文學名著之一”的身份已經是“鐵板鑄定”，無法更改的了；再說，水滸故事，也已經家喻戶曉，政府不可能再一次下令嚴禁，就好像雖然我們不信宗教，但是為了看懂西洋小說，卻不得不去讀《聖經》一樣。但是，也仍然有必要對《水滸傳》這部書做一次全面深入的重新評定。不但要把歷代封建皇朝強加給它的不實之詞推翻，也要把沒有學通馬列主義、卻以馬列主義革命家自居的姚文元之流的“無產階級革命派批判家”的溢美之詞洗刷掉，還它一個真正的本來面目。——這，就是對《水滸傳》的第四次認識，也是最新、最到位的認識。
社會是不斷發展的。人們的思想認識，也應該跟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作為一個“今天的人”，就應該用“今天的”唯物歷史觀和是非觀來對《水滸傳》作出恰如其份的評價。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標準也就是“條條框框”，當然是應該有的。不然，“沒有規矩不能成方圓”，也就無法客觀地評價。這個標準，既用不著搬什麼什麼大部頭的書來引證，也用不著聽什麼什麼“家”的御筆欽定。照我看，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這桿秤的最低標準，就是“是非善惡”四個字；最高標準，則是以國家、民族、社會為前提，凡是維護、發展國家、民族、百姓利益的，都是好人好事，反之則否。當然，任何人都是“立體”的，一個人的一生，不一定天天干好事，也不一定天天干壞事。甚至所幹的某一件事情，其中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但是總還有一個“主流”或曰“重大事件”作為評價的依據。在某一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下，這個人所做的事情，對國家、民族、百姓是好是壞，應該是“是非分明”的。但是分析歷史人物，其前提必須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這才叫做歷史唯物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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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滸傳》是一部奇書（4）
例如關於“投降派”的定義，絕不能根據他是否“投降”來判斷他的是非好壞。中國今天是56個民族組成的多民族國家，但是倒退幾百年，清兵入關以前，滿族建有自己的“後金國”，和“中國”已經斷絕了“宗主”關係，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了。他們的“入主中原”，無疑是“侵略”行為。像洪承疇、吳三桂、施琅等人，無疑是“鐵桿兒大漢奸”。今天施琅的後人施××教授愣說他的先人“施琅大將軍”統一臺灣有功，是“民族英雄”，這就無法叫人接受。按照這個邏輯推理，吳三桂給滿清帝國打下了半個中國“有功”，更應該是“民族英雄”了。再往前推一步，假設中國當年被日本軍國主義滅亡，若干年後，果然形成了一個內部統一的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那麼，汪精衛是不是可以算是建立並統一了這個“共榮圈”的“民族英雄”呢？
同樣道理，對於宋江等人，也不能用他們是否投降“朝廷”來認定他們的好壞，而是要看他們對社會的發展、對國家、民族、百姓的好壞來判斷。宋江等人大多數不是農民，他們在北宋末年那個內憂外患頻仍的年代，不去殺貪官、抗金兵，卻聚嘯山林，打家劫舍，危害百姓，說他們是農民起義，就難以成立；還要說他們對國家、民族、社會帶來很大好處，恐怕就更難以服眾了。但如果他們投降了朝廷，全體都去抗金兵，這算不算給國家、民族、百姓辦好事？算不算民族英雄？照我看，如果真的那樣，儘管他們曾經禍害過老百姓，但是最終還是走上了“正路”，成了“正果”。他們如果犧牲在抗金前線，是應該稱他們為民族英雄的。我們不能因為趙宋王朝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宋江等人投降了這樣的政府，就是“反動的”、“失節的”行為。——可惜的是：歷史上的宋江投降以後，究竟去了哪裡，是什麼下場，已經無從查考了。《水滸傳》中寫他們投降以後去徵遼、平王慶和田虎、徵方臘，則是子虛加烏有無疑。如果施耐庵聰明一些，寫宋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