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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馬蹄子泡軟了，馬掌（馬蹄鐵）掛不住，那是馬的鞋呀。“馬蹄子，馬蹄子，看看馬蹄子。”幹部經常喊，班長也得喊，還得一個個都看到。馬掌子磨禿了，或是掉了，馬蹄子磨壞了，馬拐了，那馬就失去戰鬥力了。沒有備用馬，少馱一個部件，一門炮就打不響了。
離休前為廣州軍區師以上幹部理論訓練班副主任的李捷老人，內蒙古赤峰市人，當時是49軍144師宣傳科幹事。
老人說：
行軍一天，戰鬥部隊，包括一些機關科股，就是洗腳吃飯睡覺了。宣傳科不行，到了宿營地，戰鬥才剛剛開始。
進屋卸門板，門板不夠，就坐在鍋臺、炕沿、床下，沒小凳，就找幾塊磚頭、石頭什麼的。文印組最好有張桌子，怎麼的也得有塊門板，得放油印機、刻蠟紙呀。不能這一個、那一個的，那樣一人一盞油燈，多費煤油呀。算上文印組，十幾個人頂多分4夥，四五個腦袋拱圍一盞油燈。第二天再看，一個個臉呀鼻孔呀都是黑的，吐的痰都是黑的。
我分管部隊宣傳教育。那時首長講話也不拿稿子，頂多自己列個提綱，也就不用我們寫講話稿。最牽扯精力的是辦報。那時軍師都有報紙，像我們軍是《奮勇報》，我們師是《勇猛報》。寫稿、組稿、改稿、編稿、排版、校對、刻鋼板，然後油印，你就忙去吧。越打仗越忙，宣傳勝利、鼓舞鬥志呀。還寫傳單，出號外，許多重要文章得自己寫，再讓首長審查。那時許多首長親自動筆寫文章，有的文化不高，淨寫錯別字，寫完讓你改，那也是學文化呀。營連教導員、指導員，都是當然的通訊員，行軍打仗，官兵團結，遵紀愛民，什麼事兒都寫，都是實在事兒，有的寫在煙盒背面就給你捎來了。看著報紙一張張印好了，看到戰士們看我們的報紙，那才高興呢。南下過江前輕裝，要求那麼嚴，《勇猛報》也每期保留一份，用桐油布包好，走哪背哪。
行軍路上，腳下走著，腦子也不能閒著，得琢磨下期報紙怎麼辦，組些什麼稿子，寫什麼文章，打腹稿。到了宿營地，一熬就是半夜、大半夜。搪瓷缸子盛上飯菜，一手匙，一手筆，趴在那兒連吃帶寫。困哪，眼皮打架腦袋沉，不知不覺就趴那兒了。活幹完了行啊，沒幹完頭髮讓油燈燎著了也能醒過來，就怕正寫著就睡過去了。這事我幹過兩次，一下子醒來，腦袋都炸了，報紙出不了啦！那時真是死的心都有了，可死了就能完成任務嗎？科長就讓大家幫著弄。我1946年參軍不久就當見習幹事，科長田平是東北大學畢業的。南下後科長柴治，上海人，復旦畢業。發津貼費了，科長就掏錢，說怎麼改善改善呀。大家就說吃雞、吃雞，那時買只雞燉上，就了不得了。可缺覺，吃多少雞也不行呀。過江後，那人病的呀，一個個黑瘦黑瘦的。過江前，我們宣傳科的人，那臉都蠟黃蠟黃的，比別人差一色，熬夜熬的呀。
那時每天最難受的，就是起床了。推晃不醒，就把你拉起來，昏頭漲腦坐那兒，就尋思你給我一槍，永遠睡著了多好啊！走出2裡地了，那人還沒醒似的。
趙興元老人說：
參軍不久，在山東，連隊進村了，幹部去號房子，我們往路邊一坐，文化教員把塊小黑板往樹上一掛，就開始上課，識字學文化。
“步槍零件多，簡單分3個，槍身、槍機和槍托。”
“手榴彈，威力大，二三十米達，殺傷人和馬。”
“天荒荒，地荒荒，我不識字是文盲。不怨爹，不怨娘，地主老財是豺狼。”
教員就講這些順口溜，容易記，既學文化，又學軍事，還搞了政治教育。
上課時，把字寫在黑板上，先上後下，先橫後豎，先左後右，一筆一畫，我們拿根草棍在地上跟著寫。行軍時，揹包上掛塊硬紙板，上面寫幾個字，有空就瞅，默寫默唸。都記住了，就讓過一個人，再學另一個揹包上的字。
毛主席說：“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
我們這些人的文化怎麼來的？就是在那行軍路上學來的、撿來的。
徐國夫老人說：
剛當指導員時，晚上點名念花名冊，我連“徐”字都不認識。紅軍都有斗笠，我讓文書在各自的斗笠上寫上姓名，認人識字，不到一個月，重機槍連近200人的姓名就都認識了。
王玉興老人說：
在湖北秭歸，上級佈置學習毛主席的《論人民民主專政》，我把“孫中山”、“孫文”、“孫逸仙”當成了3個人。連長張田豐是偽滿國民優級畢業，兩個起義過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