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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教員也明白，也能憋住笑。過後閻柏春跟我說，指導員，孫中山名文字逸仙，不是３個人。我臉這個紅啊，晚上點名時趕緊糾正過來，解釋明白。我從小喜歡讀書，父親說咱家三代睜眼瞎，要飯也要供你念書。念不到兩年輟學了，心有餘力不足啊。參軍後，部隊提倡學文化，我勁頭可足了。當指導員後，我讓文書弄些紙板寫上字，走哪掛哪，行軍就掛在揹包上。那字總在眼前晃，再不愛學習的人也能認一些。到宿營地，我常和閻柏春住一起，他是大學生，還跟他學英文。那時也沒想革命勝利後當個什麼官，就尋思學文化，長知識，心裡充實。我跟戰士們講，在家沒錢唸書，現在多識些字，打完仗回家記個豆腐賬，也省得求人啊。
革命要走路，走路靠雙腳，還得有頭腦，就得學文化。
行軍路上學文化，那時我稱之為“泥巴大學”。有人還叫“行軍大學”、“揹包大學”、“鐵腳板大學”。
翟文清老人說：
當幹部學會看地圖，行軍打仗都得看地圖。到了宿營地，營裡通知來了，明天行軍，從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趕緊攤開地圖，察看這段路況、地形。都是軍用地圖，一個獨立樹，一座獨立家屋，都標定在上面。就是地方小，一個鄉、幾個村的，頂多一個縣、幾個縣的。那時那人都知道中國大，“老大了”，究竟有多大就不知道了，也不知道有多少個省。有的記住了打過仗的省市，更多的印象深刻的，是打得最苦、傷亡最大、勝利最大的城鎮村莊，那些城鎮村莊都在哪個省市，那時也不一定都清楚——沒文化呀。
廣西戰役，打下玉林，繳獲張中國行政區地圖，大家都圍著看。有的找自己的家鄉，有的看玉林在地圖的什麼地方，七嘴八舌的。我也找山東老家淄博，只找到個大概位置，然後找那些打過仗的地方。從山東到東北，又從東北到華北，再到湖北、湖南、廣西，邊看邊用手指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