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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都是為菸廠負責。說他幾次，逐漸就放開手腳了，敢對我說“不”了。
後來，我們商量將以前香菸的牌子改為“解放”牌。顧名思義，“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大家都抽“解放”牌香菸。
“解放”牌香菸很快就生產出來了，那天廠子裡敲鑼打鼓開慶祝會。那時陶鑄是瀋陽市委書記，一次開會還表揚菸廠，講了兩個“好”：落實政策好，恢復生產好。
兩個月後，軍管會把我調到一家油米加工廠。剛解放，市面上什麼都缺，食油也缺。那廠子停產大半年了，裝置殘缺不全，掛滿蜘蛛網，老鼠往人褲簡裡鑽。又是經常白天晚上連軸轉，一天難得吃上三頓飯，也不覺得困呀餓的，那時那人勁頭足呀，壓力也真大呀！
第二年8月，四野已經打過長江了，瀋陽市抽調100多人，有我一個，組織“東北幹部大隊”，由李大章帶隊，進關接收城市。之前已經抽調幾批人進關了，也不知去了哪兒，我們也不知道去哪兒。坐火車到北平，又到南京，然後車呀船呀步行呀，10月底經貴州遵義到了四川宜賓，把我和幾個人留在宜賓，其餘都分到川南了。
先讓我到發電廠當軍代表，接著是造紙廠、電池廠，打一槍換個地方。廠子恢復生產了，我就知道該換個地方了。那時最缺的就是幹部了。前邊部隊每天都在解放城市，接收一座城市得多少人呀。各地解放區都往剛解放的城市調幹部，南腔北調的。東北解放得早，城市多、工廠多，有接收經驗，受歡迎，到哪兒大都是骨於。那時最重要的是恢復生產，看你那兒機器轉動起來了，趕緊給你換個地方。
1950年春，宜賓市成立工會，我成了第一任工會主席，那時連放張辦公桌的地方也沒有。就我和一個警衛員，他挎支駁殼槍，我背支手槍，還有個檔案包，裡面有隻剛刻的公章。一會兒這個廠子，一會兒那個廠子，一天也不知走多少個地方，我們倆到了哪兒，人們就說“工會來了”。
張林蘇老人的家，在武漢洞庭街61號，解放前為法國駐武漢領事館。老人中等個頭，穿件紫紅色手織毛衣，文雅，嫻靜。客廳正中電視櫃上方牆上，掛著她的丈夫劉惠農的遺像。劉惠農生前最後一個職務是湖北省顧委常委，武漢解放時為中南局交通部主持工作的第二部長、黨組書記。
老人說：
我們是從哈爾濱來的，200多人的南下幹部大隊，張平化帶隊。張平化是哈爾濱市委書記，來武漢當市委書記。惠農是遼寧省軍區副政委，我提哈爾濱道里區委組織部長，3個孩子，大的8歲，小的兩歲，都留哈爾濱了。一路汽車、火車，武漢解放當天下午，我們就進來了。
我到航政局秘書處當副處長，個把星期能和惠農見次面就不錯了。
武漢人稱“九省通衙”，上至豫陝甘川，下至湘粵滇黔，物產大都經由武漢轉銷各地及海外。可當時的武漢三鎮成了孤島，一是周邊農村還未解放，二是敵人撤退時，把交通破壞了。糧食和原料進不來，不能恢復、發展生產，恢復交通就成了當務之急。
恢復交通得有人呀，人不缺，失業的很多，什麼人才都有，我們航政局卻招不上來。碼頭上黑社會勢力大，被他們控制著，找工作得向他們交錢，許多工人、船員還頂著死人的名義上班。我們貼出告示，要冒名頂替的人登記，恢復本姓本名，保持原職原薪。一個黑社會頭目到我辦公室，吵鬧、威脅，我去找工會主席李義，召開職工大會，面對面開展說理鬥爭，為工人撐腰。
那時有種過左傾向，一些工人覺得這回咱們解放了，就得把資本家打翻在地，再騎到他們頭上。有的幹部習慣了打土豪，分田地，也想把這一套搬到城裡，這不行。能開工不開工的，繼續欺壓工人的，要鬥爭。工人翻身解放了，資本家想怎麼著就怎麼著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可他想好好幹，擴大再生產，工人階級就要以主人翁的態度，鼓勵他，團結他，與他合作，增加生產，創造財富，大家和國家都有好日子過。你把他鬥垮了，分光了，你不也失業了嗎？
有個盧作孚，是民生公司的老闆，跑長江的客貨輪近一半是他的，要破產了。咱們就借給他錢，給他找活，扶持他繼續運營，很快就火起來了。
胡真一老人說：
宜賓市成立工會，借個電影院開大會。我講話，說咱們工人要團結起來，和壞人作鬥爭，鬥爭要講政策。會場裡有人站起來喊，xxx是個把頭，現在混到咱們工人階級隊伍裡來了。有人就喊把他拉出來，一會兒拉出來8個，靠邊站一排。從瀋陽到宜賓，我當過幾
